我们的低语,我们的尖叫(2/2)
“我不知道,”泰勒说,“也许吧。我和爸爸一直在做他的工作。”
“爸爸?”
泰勒笑了。“是的,爸爸想让理查德去上大学。”
我以为泰勒在开玩笑,直到一个小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刚开始吃,嘴里塞满了土豆的爸爸就说:“理查德,我下星期给你放带薪假,如果你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的话。”
我等着一个解释。解释很快就来了。“理查德是个天才,”过了一会儿,爸爸眨眨眼对我说,“他比爱因斯坦聪明五倍。他能驳斥所有无神论。他要去把整个该死的体系推翻。”
爸爸继续欣喜若狂地说着,没有注意到他对听众的影响。肖恩瘫在长凳上,背靠着墙,脸歪向地板。他的样子让人想起一尊石像,看上去那么沉重,那么缺乏行动能力。理查德是奇迹之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能驳倒爱因斯坦的天才。理查德会改变世界。肖恩不会。从托盘上摔下来让他失去了太多理智。爸爸的一个儿子会开一辈子叉车,但这个人不会是理查德。
理查德看起来比肖恩更可怜。他耷拉着肩膀,缩着脖子,仿佛爸爸的赞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爸爸上床睡觉后,理查德告诉我他参加了act模拟考试。得分很低,他不想告诉我分数。
“表面上我好像是爱因斯坦,”理查德双手抱头说,“我该怎么办?爸爸说我将摧毁那个玩意儿,我甚至不确定能不能通过考试。”
每晚都是如此。晚饭时,爸爸会一一罗列他的天才儿子将驳倒的错误科学理论;晚饭后,我会和理查德谈论大学、课程、书籍、教授,我所知道的会激发他内心对学习的渴望的话题。我很担心,爸爸的期望如此之高,理查德又那么害怕让他失望,很可能根本连大学入学考试都不去参加。
富兰克林镇的商店准备盖屋顶了,所以圣诞节两天后,我将仍然又弯又黑的脚趾勉强塞进钢头靴,然后花了一个上午在屋顶给镀锌铁皮拧螺丝。傍晚时分,肖恩扔下螺丝枪,降下装载机的加长吊杆。“休息一下吧,小妹。”他从地上喊道,“我们进城去吧。”
我跳上托盘,肖恩降下吊杆至地面。“你来开车。”说完,他把椅子往后一拉,闭上了眼睛。我开车前往斯托克斯。
我还记得我们把车开进停车场的那一刻所有的奇怪细节——我们的皮手套飘散汽油的味道;我指尖的污垢摸上去质感如砂纸一般。而肖恩,坐在副驾驶座上对我咧嘴笑。在城市的车流中穿梭时,我发现一辆红色吉普车。是查尔斯的。我们穿过主停车场,转入商店北侧的露天柏油路,那里是员工停车处。我拉下遮阳板审视自己的模样,注意到我的头发被屋顶的风吹得乱糟糟的,毛孔里塞满了铁皮上的油脂,变得粗大发黄。我的衣服上也布满灰尘。
肖恩看见了红色吉普车。他看着我舔拇指、擦洗脸上的污垢,变得兴奋起来。“我们走吧!”他说。
“我在车里等着。”
“你给我进去。”肖恩说。
肖恩能嗅到羞耻的味道。他知道查尔斯从未见过我这番模样——去年夏天,我每天都跑回家,洗掉身上每一处瑕疵、每一块污垢,用新衣服和化妆品遮住伤口和老茧。肖恩见过我无数次从卫生间出来,焕然一新,已将废料场的垃圾冲进了地漏。
“你进去。”肖恩又说了一遍。他绕车走了一圈,为我打开车门。他的行为十分老派,有绅士风度。
“我不想进去。”我说。
“不想让你的男朋友看到你这么光彩照人吗?”他笑着用手指戳我。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这就是你。你一直假装自己是别人,是比你更好的人。但 这才是你本来的样子。
他开始大声狂笑,好像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仍然大笑着,抓住我的胳膊向上提,似乎要把我驮在背上。我不想被查尔斯看到,于是结束了游戏。我直截了当地说:“别碰我。”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一片模糊。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天旋地转,拳头向我砸来,还有一个我认不出的男人陌生、凶狠的目光。我双手紧握方向盘,感觉到强有力的胳膊扭着我的腿。我的脚踝处有什么东西移位了,发出咔嚓或者啪的一声。我失去控制,从车上被拉了下来。
我躺在冰冷的路面上,鹅卵石磨着我的肌肤。我的牛仔裤已滑下臀部。肖恩拽着我的腿时,我感觉裤子一寸一寸地往下掉。我的衬衫已上蹿,我看着自己,看着自己平躺在柏油路上的身体,看着我的胸罩和褪色的内衣。我想遮住自己,但肖恩把我的手按在头顶上。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感觉寒冷渗入身体。我听到自己恳求他放开我,但声音听上去不像我自己的,像是另一个女孩在啜泣。
我被拉起,站了起来。我抓住衣服,接着我的腰弯了下去,手腕被向后折叠弯曲,直到极限。骨头开始弯曲时,我的鼻子紧贴路面。我努力恢复平衡,腿使劲向后蹬,但脚踝受力时也弯曲了。我尖叫起来。有人转头朝我们这边看。人们伸长脖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骚动。我开始大笑——疯狂地、歇斯底里地咯咯笑个不停。尽管我努力假装,我的声音听上去仍然有些像尖叫。
“你给我进去。”肖恩说。我感觉手腕上的骨头裂开了。
我和他一起走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笑着穿过一个又一个过道,把他要买的东西一一拿好。他每说一个字我都笑,试图让任何可能在停车场里的人相信,刚才那只是一个玩笑。我拖着扭伤的脚踝走路,但几乎感觉不到痛。
我们没有看见查尔斯。
开车返回工地的路上一片沉默。只是五英里的车程,但感觉像五十英里。到了工地,我一瘸一拐地走向工作间。爸爸和理查德在里面。因为脚趾没好,之前我走路就一瘸一拐,所以现在跛行并没有那么引人注意。尽管如此,理查德还是看见我脸上满是油污和泪水,他知道有点儿不对劲;爸爸什么都没看出来。
我拿起螺丝枪,用左手拧螺丝,但无法均匀用力,仅用一只脚支撑身体也无法保持平衡。螺丝从漆过的铁皮上弹跳下来,留下一道长长的弯曲的痕迹,像卷曲的丝带一般。在我弄坏两张铁皮后,爸爸打发我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手腕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草草写下一则日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恳求他的时候,他不停下?我写道:就像被一个僵尸殴打。仿佛他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肖恩来敲门。我把日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耷拉着肩膀进来,说话声音很轻。那只是闹着玩的,他说。他不知道会伤害到我,直到看见我在工地扶着胳膊干活。他查看了我的手腕,又检查了我的脚踝。他为我拿来用洗碗巾包好的冰块,说下次两人再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离开后,我继续写日记。真的是在闹,在开玩笑吗? 我写道。难道他不知道他在伤害我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开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达清楚:我低声说了些什么,尖叫了些什么?我决定相信,如果换一种方式请求他,让他冷静下来,他就会停下。我写下这些,直到让自己相信。这并没花很长时间,因为我想 相信就是这样。想到过错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掌控之下。
我收起日记,躺在床上,背诵着这段话,仿佛这是一首我决定要用心记住的诗。我几乎就要将它牢记在心,突然被一个念头打断了背诵。一幅画面侵入我的脑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头顶上。我重回停车场,低头看看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抬头看看哥哥。他的表情令人难忘:不是愤怒或狂暴。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平静的快乐。然后我有点儿明白了——尽管内心不愿承认——他的快乐正源于对我的羞辱。羞辱我并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那是他的目的。
这种不完全的认识攫住了我,有几分钟我的脑海被它占据了。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拿出日记,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我把发生的经过写了下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日记中使用模糊隐晦的语言,不再隐藏自我暗示和提议。我写下了记忆中的内容:有一次,他强迫我下车,将我的双手举到头顶按住,我的衬衫也蹿了上去。我恳求他让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听不见我的话。他只是像个大浑蛋一样盯着它看。幸亏我个头还小。如果个头再大一些,当时我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不知道你到底用手腕干了什么,”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但你这个样子在队里派不上一点用场。你还不如回犹他州。”
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就像一次催眠;一到那里,我关于前一天的记忆就已经模糊褪色。
查看电子邮件时,一切回忆重又浮现。有一封肖恩写来的道歉信。但他已经来我房间道过歉了。我从没见过肖恩道歉两次。
我拿出日记本,写了另一则日记。与上一篇相反,在这一篇里,我对回忆做了修正。这是一个误会,我写道。如果我叫他停,他会停下来的。
但无论我选择如何记忆,这个事件都会改变一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为此感到惊讶,不是为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惊讶,而是为我笔下发生了什么而惊讶。在那个女孩脆弱的躯壳中,在她为自己虚构的不可战胜的空虚中,还留下了一个火花。
第二则日记不会掩盖第一则的文字。两则日记都会保留下来,将我的 记忆和他的 记忆并置一处。我没有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而进行修改,没有将某一页撕下来,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