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之后的闹剧（1/2）

在返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开车沿山脉行驶七英里，然后拐到一条狭窄的土路上，来到一座浅灰蓝色的房子跟前。我在一辆几乎和房子一样大的房车后面停了车，敲了敲门。我姐姐来开门。

她穿着法兰绒睡衣站在门口，背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条腿被两个小女孩紧紧抱住，身后还站着她大约六岁的儿子。奥黛丽迈到一边，让我进去，但她动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对视。自从她结婚后，我们很少见面。

我走进房子，在玄关处突然停下，看见油毡布上有个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我绕过洞走进厨房，里面充满了母亲的精油味——桦木、桉树和罗文沙的气味。

我们的谈话慢条斯理，时断时续。奥黛丽没有问我关于英国和剑桥大学的问题。她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于是我们谈论她的生活——公立学校如何腐败透顶，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和我一样，奥黛丽从未上过公立学校。她十七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学力证书，甚至还将盐湖城的表妹米茜请来教她。米茜帮奥黛丽辅导了一整个暑假，最后宣布，奥黛丽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级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学力证书根本不可能。她的女儿拿来一张画给我看，我咬着嘴唇，盯着这个女孩，心想她能指望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那里学到什么呢。

我们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我们烘焙，看犯罪片，设计串珠手镯。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体验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会过的人生。但是我没有留下来。我与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几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愿与我对视。

我给她的孩子们带了一套瓷制小茶具，当他们开始为茶壶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来。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现在五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孩子，”我说，“我就把你当孩子对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脑子里想的是肖恩。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恨自己说了这样的话。我转身将茶具递给姐姐，好让她为孩子们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时，我差点儿把茶具扔在地上。她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圈。

“肖恩过去常这么说。”她说道，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远伴随着我。第二天在盐湖城登机时，我会忆起它；飞机在伦敦着陆时，我心里仍会想着它。那一刻带来的震撼，我无法摆脱。不知何故，我竟从未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四月，我开始步入正轨。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我开始撰写论文，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学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图书馆自助餐厅吃午饭时，我认出了与我同一项目的一群学生。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问能否加入他们，一个名叫尼克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点点头。从谈话中我得知尼克邀请其他人在春假期间去罗马找他玩。“你也可以来。”他说。

我们提交了最后几篇期末论文，便登上了飞机。在罗马的第一晚，我们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着这座大都市。拜占庭式的圆顶像腾空的气球一样盘旋在城市上空。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辉中。那不是钢、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现代城市的颜色，而是夕阳的颜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实。尼克问我对他的家乡有何看法，而我只能说：它看上去很不真实。

第二天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尼克带我们去了他过去学习小提琴的音乐学院。它坐落在罗马的中心地带，装饰富丽堂皇，有宏伟的楼梯和敞亮的大厅。我试着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学习会是怎样的感觉：每天清晨踏过大理石地板，日复一日，将学习与美相联系。但我想象不出来。我只能将我置身的这所学校想象成一座博物馆，目之所见皆是别人生活的遗迹。

我们在罗马游览了两天。这座城市既生机勃勃，又犹如化石。褪色的古老建筑仿佛风干的骨头，嵌在现代生活的动脉——搏动的电缆和繁忙的交通中。我们参观了万神殿、古罗马广场和西斯廷教堂。我本能地产生了膜拜敬仰之情。这就是我对整座城市的感受：它应该被放置在玻璃后面，让世人从远处瞻仰，不可触摸，亘古不变。我的同伴们不一样，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穿梭，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并未被它征服。他们没有在许愿池边安静下来，也没有在罗马斗兽场保持沉默。相反，在我们参观一个个历史遗迹的路上，他们讨论起哲学——霍布斯和笛卡尔，阿奎那和马基雅维利。他们与这些宏伟的建筑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将古老的建筑作为他们谈话的背景，给予它们生命；他们拒绝将它们视为死物，在它们的祭坛前顶礼膜拜。

第三晚来了一场暴风雨。我站在尼克家的阳台上，看着闪电划破长空，听着隆隆雷声。那一刻我恍若回到了巴克峰，感受到天地间如此巨大的威力。

第二天一早，万里无云。我们在博尔盖塞别墅的庭院里野餐，喝红酒，吃点心。阳光灿烂，糕点美味。当时那种感觉超越一切。有人提到霍布斯，我不假思索地背出穆勒的一句名言。将这个声音从过去带到一个浸淫了历史的时刻，似乎再自然不过，即使这个声音与我自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大家停顿了一下，看看是谁说的，然后有人问起这句话的出处，于是谈话继续。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像他们一样体验了罗马：一个历史圣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美食、交通、冲突和雷声的地方。这座城市不再是一座博物馆，对我而言它像巴克峰一样鲜活。罗马人民广场。卡拉卡拉浴场。圣天使堡。在我脑海中，这些就像印第安公主、红色火车车厢和大剪刀一样真实。它们所代表的世界——包含哲学、科学和文学的整个文明——与我熟知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我站在卡拉瓦乔《朱迪斯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面前，丝毫没有联想到杀鸡。

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转变，为什么突然间我可以与过去伟大的思想家们交流，而不再单纯对他们肃然起敬。这座城市中，陈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沥青在红绿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我看到一种东西，指引我可以欣赏过去，却不再沉默不语。

回到剑桥，我还在呼吸着古老砖石的历史气息。我知道会有德鲁的来信，冲上楼，急着查看电子邮件。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看见的确有德鲁的来信，还有一封信来自另一个人：我姐姐。

我打开奥黛丽的消息。长长的一整段，没有多少标点符号，有很多拼写错误。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规范的语法上，以为它们会削弱文本的声音。然而那些文字非但没有被掩盖，反而像是从屏幕上对我大喊大叫。

奥黛丽说，多年前她就该阻止肖恩，这样在她之后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她说小时候，她想告诉母亲，寻求母亲的帮助，但她觉得母亲不会相信她。她说得没错。结婚前，她噩梦连连，记忆闪回，于是她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些回忆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我本该帮你， 奥黛丽写道，但是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3]

她说她要纠正这个错误。她写道：我相信，如果我不去阻止肖恩伤害他人，上帝会追究我的责任。 她要和他以及我们的父母当面对质，她问我能否和她站在一起。不管有没有你，我都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你，我可能会输。

我在黑暗中坐了许久。我恨她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感觉她把我从一个生活快乐的世界里拽了出来，重新拉回另一个世界。

我写了回信。我告诉她，她说得对，我们当然应该阻止肖恩，但我让她先按兵不动，等我回爱达荷州再说。我不知道我为何让她先等等，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与父母交谈会有何结果，但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只要我们还没有问，就有可能相信他们不会放任不管。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冒难以想象的风险，意味着我们心里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此事。

奥黛丽没有等待，甚至一天也没等。第二天早上，她给母亲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我无法想象那次谈话的细节，但我知道对奥黛丽来说，把我的话摆在母亲面前，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终于可以说：我没有疯，这事也发生在塔拉身上。

那一整天，母亲都在思考这件事，然后她决定听我亲口说出这些话。那是爱达荷州的傍晚时分，英国已近午夜，母亲不确定如何拨打国际长途，便上网联系我。屏幕上的文字很小，局限在浏览器角落的一个小文本框里，但不知怎的，它们似乎吞噬了整个房间。她告诉我她已经读了我的信。我鼓起勇气，做好了她发火的准备。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 她写道，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话我读了很多遍才明白。我意识到她没有生气，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那不过是我的想象。她相信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