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点（1/2）

学期结束后，我回到巴克峰。几周后，杨百翰大学将公布成绩，届时我就会知道秋天能否回去了。

我在日记里写满了承诺，发誓一定要远离废料场。我需要钱——爸爸会说我现在穷得叮当响——于是我又回到斯托克斯商店，干起老本行。在下午生意最忙的时候我去了店里，我知道那时候他们人手不够。果然，我找到经理时，他正在装杂货。我问他是否愿意让我做这个，他打量了我三秒，然后将围裙从头上摘下来递给我。副经理朝我眨眨眼：就是她建议我在生意高峰期过来问的。斯托克斯商店的某些方面——笔直干净的过道，热情友好的同事——让我感到安心和快乐。这么描述一间杂货店可能很奇怪，但它的确给我一种家的感觉。

我从后门回到家时，爸爸正在等我。他看到围裙，说：“这个暑假你要为我干活。”

“我在斯托克斯商店上班。”我说。

“你觉得现在有能耐了，拆解废品让你掉价了？”他提高了嗓门，“这 是你家。你属于这里。”

爸爸脸色憔悴，眼睛充血。他度过了一个异常糟糕的冬天。秋天，他投资了一大笔钱购买新的建筑设备——一台挖掘机、一台载人升降机、一辆焊接拖车。到了春天，这些设备全都没了。卢克不小心点燃了焊接拖车，将它烧成了灰烬；载人升降机从拖车上掉下来，因为有人——我没问是谁——没把它固定好；挖掘机已进了废料堆，肖恩用大拖车拉它时转弯速度过快，撞上了卡车。不幸中的万幸是，肖恩从残骸中爬了出来，尽管他撞了头，把事故发生前的事都忘了。卡车、拖车和挖掘机全部报废。

爸爸的坚决深深印刻在他的脸上，也印刻在他的声音中，他语气的严厉之中。他必须 赢得这场对峙。他相信，如果我加入小工队，事故和挫折就会减少。“虽然你比柏油向山上倒流还慢，”以前他多次这样说我，“但你干活时不会弄坏东西。”

但是我不能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倒退回过去。我已经搬回家来住，回到我以前的房间，回到我过去的生活。如果我再为爸爸工作，每天早晨醒来就穿上钢头靴跋涉至废料场，那就好像过去的四个月什么都不曾发生，仿佛我从未离开。

我推开爸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母亲来敲门。她静静地走进房间，轻轻地坐在床上，我几乎感觉不到她坐在我身边。我以为她会说出上次说过的话。然后我会提醒她我才十七岁，她便会像上次那样让我留下来。

“这是你帮爸爸的一个机会，”她说，“他需要你。他虽然从不说出口，但他需要你。该怎么选择看你的了。”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如果你不帮他，就不能在这里住。你得另找地方。”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开车前往斯托克斯商店，上了十个小时的班。下午天色尚早，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的衣服都被扔在了屋前的草坪上。我把它们拿回屋子。母亲正在厨房调制精油，见我穿着湿淋淋的衬衫和牛仔裤走过，她什么也没说。

我坐在床上，衣服上的水湿透了地毯。我随身带了一部手机，盯着它看，不知道能做什么。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可以打电话。

我拨通了在印第安纳州的泰勒的电话。“我不想在废料场干活。”他接起电话时，我哽咽着说。

“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担忧，肯定是以为又出什么事故了，“大家都还好吧？”

“都很好，”我说，“但是爸爸说我必须在废料场干活，否则就不能住在家里，但我再也不想干那个了。”我的声音颤抖着，语调高得不自然。

泰勒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回想起来，我相信他的本意很直白，就是想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我那孤僻多疑的耳朵听到了一个弦外之音：你指望我能帮你什么？ 我开始动摇了，我觉得头晕目眩。泰勒是我的救命稻草。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后求救的对象。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我可以拉动的一根有力的杠杆。但现在我拉了这根杠杆，才明白其实它徒劳无用。它根本不能做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泰勒说。

“没什么。一切都好。”

我挂上电话，又拨通了斯托克斯商店的电话。是副经理接的。“今天的活儿干完了吧？”她用欢快的声音问。我向她道歉，告诉她我要辞职，然后挂了电话。我打开壁橱，我的废料场专用靴就放在里面，四个月前我把它们收了起来。我穿上靴子，感觉自己从未脱下过它们。

爸爸正在叉车里，铲起一堆瓦楞铁皮。他需要个人手将木块放在拖车上，这样他就可以卸货了。看到我时，他将铁皮放低，以便我可以踩着上去。我骑上那堆东西，上了拖车。

我对大学的记忆很快变淡。铅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投影仪切换下一张幻灯片的咔嗒 声，下课时响起的钟鸣声——所有声音都被丁零当啷的铁皮撞击声和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在废料场待了一个月后，杨百翰大学就像一个梦，某种我想象出来的东西。现在，梦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