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奇女人（2/2）
那天晚饭后，爸爸说该走了。“拿好你们的东西，”他说，“半小时后我们就上路。”那时天色已晚，奶奶说这么晚了还要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太荒唐了。母亲也说等第二天早上再走，但是爸爸想早点回家，这样他和哥哥们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拆解废品了。“我得干活，一天也耽误不了。”他说。
母亲眼神黯淡，很是担心，但什么也没说。
车子撞上第一根电线杆时，我醒了过来。我睡在姐姐脚下的地板上，头上蒙着一条毯子。我想坐起来，但车子摇晃着向前冲去——感觉它快要散架了——奥黛丽摔到了我身上。我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也能听见。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一个倾斜，坐在前排的母亲尖叫了一声“泰勒！”最后是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一切戛然而止，四周鸦雀无声。
几秒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然后我听到了奥黛丽的声音，她在一个接一个地喊我们的名字。最后她说：“除了塔拉，其他人都在！”
我想大喊，但我的脸被挤在座位底下，脸颊紧贴着地板。奥黛丽喊我名字时，我还在她的重压下挣扎。最后，我弓起背把她推开，把头伸出毯子说：“我在这儿。”
我环顾四周。泰勒扭动着上半身几乎是爬进了后车座，看着每个人的伤口、瘀青和惊呆的双眼，他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我能看见他的脸，但那张脸不像是他的了。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流到了衬衫上。我闭上眼睛，试图忘记他沾满鲜血歪歪曲曲的牙齿。我再次睁开眼睛，看了看其他人。理查德正两手捂着耳朵抱住头，像是在努力堵住一阵噪音。奥黛丽的鼻子弯曲成了奇怪的钩状，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沿着胳膊往下淌。卢克浑身颤抖，但我没看见他身上有血。我的前臂有个口子，是被车座框夹伤的。
“每个人都好吗？”是父亲的声音。大家都咕哝了一声。
“车被电线缠住了，”父亲说，“都先别下车，等着断电。”车门开了，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会被电死，但接着我看见他向前倾，跌了足够远，极力避免身体同时与车子和地面接触。我记得透过破碎的车窗凝视他，看他绕着车转圈，他的红帽子被推向脑后，帽檐迎着风向上伸着。真奇怪，他看上去有些孩子气。
他绕着车子转了一圈，然后停下来，俯下身，头与副驾驶座平齐。“你没事吧？”他问。接着他又问了一遍。第三遍时，他的声音颤抖了。
我斜靠在座位上看他在跟谁说话，接着才意识到事故有多严重。车的前半部被挤成一团，发动机呈拱形，像坚硬岩石上的褶皱一样向后弯曲。
清晨的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反射出一道强光。我看见交错的裂缝。这个场景很是熟悉。我在废料场见过上百块破碎的挡风玻璃，每一块都独一无二，从撞击点向外发散的独特的蛛丝网是撞击的记录。我们这块挡风玻璃上的裂缝讲述了它们自己的故事。裂缝正中心是一个向外延伸裂开的小圆圈，圆圈就在副驾驶座正前方。
“你没事吧？”爸爸用恳求的语气问，“亲爱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母亲。她的身体没有面向窗户，我看不见她的脸，但她靠在座位上的样子有些可怕。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爸爸说，他重复问了好几次。最后，我看到母亲的马尾辫梢微微动了动，似乎是微微点了点头，但动作轻得几乎觉察不到。
爸爸站在那里，看了看还通着电的电线，再看看地面，又看看母亲。他看上去很是无助。“你觉得——我该不该叫救护车？”
我想 我听到他这么说了。如果他说了，他一定是这么说了，那母亲肯定也低声回答了一句，或者也许她已经不能低声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想象她要求被带回家。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撞上了一个农民的拖拉机。他从家里冲了出来，打电话报了警。这下麻烦大了，因为我们的车没上保险，而且当时我们没一个人系安全带。那个农民将事故通报给犹他州电力公司之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们才关掉了流经电线的致命电流。爸爸这才从旅行车里把母亲抱了出来，我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睛藏在李子大小的黑眼圈下面，柔和的五官变得肿胀扭曲，有的地方拉长了，有的地方收缩了。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但我记得那座山在晨曦中泛着橙色的光芒。一回到家，我就看见泰勒把一口口红色血水吐到卫生间洗手池里。他的前门牙猛撞上方向盘错位了，所以牙齿朝后向上腭突起。
母亲被抱到沙发上。她喃喃地说，光线太刺眼了，于是我们把窗帘拉上。她想待在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于是爸爸把她抱下楼。几个小时里我都没见到她，直到那天晚上我打着暗淡的手电筒给她送晚饭。见到她时，我都快认不出她了。她双眼呈深紫色，深得发黑，肿得让我分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她叫我奥黛丽，甚至在我纠正了她两次后依然如此。“谢谢你，奥黛丽，只要黑暗和安静，就很好。黑暗，安静。谢谢你！过一小会儿再来看我啊，奥黛丽。”
母亲整整一周都没从地下室出来。她的脸肿得越来越厉害，瘀青也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我都确信她脸上的痕迹不可能更触目了，但每天早晨，不知为何她的脸却更黑更肿。一个星期后，等太阳下山，我们关上灯，母亲上楼了。她的额头就像绑着两个东西，大得像苹果，黑得像橄榄。
没有人再提医院。做这种决定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谈论这些，就是重温车祸发生后的愤怒和恐惧。爸爸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
接下来几个月，母亲用许多名字称呼我。她叫我奥黛丽我倒不怎么担心，但我们交谈时她把我叫成卢克或者托尼，就让我很不安。全家人包括她自己一致认为，自从车祸后，她便再也不复从前。我们孩子都叫她“浣熊眼”，觉得这个外号很好笑。她有黑眼圈已经好几周了，我们早习以为常，以至于开起它们的玩笑。当时我们丝毫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医学术语。浣熊眼，严重脑损伤的征兆之一。
泰勒被内疚吞噬。多年以来，他为这次事故，之后又不断为此事造成的每一个决定、每一声铿锵有力的回响责怪自己。他紧紧抓住那一刻和之后的一切后果，仿佛时间本身起始于我们的旅行车驶离公路的那一瞬，没有历史，没有缘起，没有任何外力，直到十七岁的他在开车时睡着，时间才被开启。即使是现在，只要母亲忘记了任何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的眼里就会流露出那个神情——他在撞车后的神情，他自己嘴里流着鲜血，对现场遍览无遗，他用目光扫视着他自认为出自他手且只出自他手的这幕作品。
而我，我从不把那次车祸归咎于任何人，尤其是泰勒。那只是众多事件之一。十年后我的理解会发生转变，我沉重地步入成年，那之后，那次车祸总会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