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1）（1/2）

五十一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候，诺维科夫从下面部队驱车返回军部。道路被坦克履带碾得坑洼不平，再加上到处是冻土块，一路上汽车不住地颠簸，他被颠得腰、背、后脑勺都疼，似乎坦克手们的疲惫和许多夜不能睡招致的昏沉都传染给了他。

汽车快到军部了，他仔细看了看站在台阶上的两个人。他看到：是叶尼娅和格特马诺夫站在一起，望着渐渐开近的汽车。顿时像火烧一样，头脑里来了一股狂热的劲儿，他高兴得几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猛地往前一冲，好等车一停就跳下车去。可是坐在后座上的维尔什科夫却说：

“政委和他的女医生在呼吸新鲜空气呢。真应该往他家里寄一张照片，他家夫人才高兴呢。”

诺维科夫走进军部，接下格特马诺夫递给他的一封信，信翻过来一看，认出是叶尼娅的笔迹，把信装进口袋里。

“好吧，你听着，我说说情况。”他对格特马诺夫说。

“你怎么不看信，不爱她了吗？”

“没关系，等一会儿再看。”

涅乌多布诺夫走了进来。诺维科夫就说：

“问题在于人。打仗的时候人在坦克里睡觉。全累倒了。几位旅长也是这样。卡尔波夫还勉强能撑得住，别洛夫跟我正说着话就睡着了，他一连五个昼夜没睡了。坦克手们走路都睡觉，疲乏得连饭也不想吃了。”

“诺维科夫同志，你怎么样，摸了摸情况吗？”格特马诺夫问道。

“德国佬没有什么行动。在我们这地段不会有什么反突击。他们这儿没有什么兵力，不值一提。是弗列捷尔·皮科和菲克的部队。”

他说着，手指头摸着信封。有一小会儿他把信封放开，可是马上又抓住，就好像信会从口袋里跑掉似的。

“好，明白了，清楚了，”格特马诺夫说，“现在该我对你说说了：我和涅乌多布诺夫同志把这事儿捅到天上了。我和赫鲁晓夫同志说了，他答应不把我们地段的空军撤走。”

“他不管作战呀。”诺维科夫说着，就开始在口袋里拆信封。

“噢，这要看怎么说，”格特马诺夫说，“刚才涅乌多布诺夫同志得到空军司令部的答复，空军继续留在我们这儿。”

“后勤部队也要跟上来了，”涅乌多布诺夫急忙说，“条件算是可以了。主要就看您了，中校同志。”

“把我降为中校了，他是太兴奋了。”诺维科夫心里想道。

“是啊，哥儿们，”格特马诺夫说，“看来，是我们要第一个来解放乌克兰了。我对赫鲁晓夫同志说：坦克手们一个劲儿地缠着军部，希望把坦克军命名为乌克兰军。”

诺维科夫听到格特马诺夫这种假话，十分恼火，就说：

“他们只希望一点：好好睡一觉。要知道，已经有五天五夜没睡了。”

“这么说，诺维科夫同志，就这样定了，咱们继续推进，向前冲吧！”格特马诺夫说。

诺维科夫把信封打开一半，把两个指头伸进去，摸到了信纸，心里一阵紧缩，急切地想看到那熟悉的字迹。

“我想做这样一个决定，”他说，“让大家休息十个小时，哪怕多少恢复一下体力。”

“啊呀，”涅乌多布诺夫说，“咱们这一睡，在这十个小时里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要错过了。”

“等一等，等一等，咱们来研究研究。”格特马诺夫说。他的脸、耳朵、脖子都有些红了。

“就这样啦，我已经研究过了。”诺维科夫微微笑着说。

格特马诺夫忽然发作起来。

“哼，这些家伙真见鬼……没睡够呢，这是什么时候！”他叫道。“以后再找时间睡觉吧！到那时候再睡觉就他妈的没事了。就为了睡觉让全军停留十个钟头？诺维科夫同志，我反对这种不争气的想法！你不是推迟冲进突破口的时间，就是叫大家睡觉！这已经变成制度性的毛病！我要向方面军军委汇报。你领导的不是托儿所！”

“等一等，等一等，”诺维科夫说，“那一次直到把敌人的炮火压下去，我才带领坦克冲进突破口，你因为这事吻过我呀。你最好把这一点也写进报告里。”

“我因为这事吻过你？”格特马诺夫流露出惊愕的神情说。“你简直是说梦话！”

他突然说：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担心的是，你这个纯正的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一直在受着异己分子的影响。”

“啊，是这样，”诺维科夫用响亮的声音说，“好吧，明白了。”

他站起来，把肩膀挺直了，发狠地说：

“我是军长。我说了算数。格特马诺夫同志，要写我的报告，写中篇，长篇，您就写吧，写给斯大林，我也不含糊。”

他走到旁边一个房间里。

诺维科夫把看过的信放在一旁，吹起了口哨，就像过去小时候那样吹，就像那时候站在邻家的窗前，呼唤小伙伴出来玩耍……也许，他有三十年没吹过口哨了，现在忽然吹了起来……

后来他带着好奇的神情看了看窗外：啊，还亮着呢，夜晚还没有来临。然后他神经质地、高兴地说：

“谢谢，谢谢，一切都应该谢谢。”

后来他仿佛觉得，他就要死了，要倒下去了，但是他没有倒下，而是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后来他看了看放在桌上的白白的信，觉得这好像是空壳子，是皮壳，毒蛇已经从皮壳里爬了出来，于是他用手在腰上和胸膛上摸了摸。没有摸到毒蛇，已经爬进去，钻进去了，正在像火一样撕咬着心呢。

然后他站到窗口。司机们在朝着去上厕所的电话员姑娘玛露霞笑。军部坦克的一名机修员从井边提来一桶水。一群麻雀在房东家牛棚门口的一堆麦秸里刨来刨去找食儿。叶尼娅对他说过，麻雀是她喜欢的鸟儿……可是他浑身就像火烧一样，就像房子着了火：梁断，顶塌，橱子倒下，家什掉落，书籍、枕头像鸽子一般在烟火中翻筋斗……

“我将终身感谢你的纯洁与高尚，但是我有什么办法，过去的生活比我强大，无法把它消灭，无法忘记……不要责备我吧，不是因为我没有错，而是因为，不论我，不论你，都不知道我的错误在哪儿……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在哭，为咱们两个痛哭。”

这算什么？……

她还哭呢！他可是满腔愤怒。真是害人虫！毒蛇！要打她的嘴巴，打她的眼睛，拿手枪把子打断这母狗的鼻梁……可是转瞬间又异常突然地出现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帮助他，只有叶尼娅能，可是正是她，正是她害了他。于是他转脸朝着她应该从那边来看他的方向，说：

“叶尼娅，你怎么对我这样呀？叶尼娅，你听着，叶尼娅，你看看我，看看我成了什么样子啦。”

他向她伸过手去。

后来他想：为什么要这样呀，他已经毫无希望地等了这么多年了，不过她既然已经决定了，要知道她已经不是小姑娘，如果过了这么多年，后来决定了的话，就应该懂得，已经决定了呀。

过了几秒钟，他又在痛恨中寻求自我解救：“当然，当然，当我是一个代理少校，在荒山野岭上、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流浪的时候，她是不愿意的，等我做了军长，她愿意了，她是想做将军夫人，女人呀，女人，你们都是一样。”

他马上就看出这种想法的荒谬—不对，不对，要是这样倒好呢。因为她这一去，是回到那个人那儿去，那个人就要进劳改营，就要上科雷马去，她有什么富贵可言呢？……俄罗斯妇女呀，真是涅克拉索夫的诗：她不爱我，倒去爱他……不，不是爱他，是怜悯他，就是怜悯。为什么就不怜悯我？我现在比谁都不如，所有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在所有劳改营里的、在所有军医院里的缺胳膊少腿的，都比我有福气，要是现在叫我进监狱，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要是这样，你选谁呢？选他！他和你是一种气质的，我是另一种气质的，所以她管我叫“陌生人，陌生人”。当然，就算我做了元帅，总归还是粗汉子，矿工，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她的见鬼的画儿……他大声地、恨之入骨地问：

“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呀？”

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手枪，在手里掂量了几下。

“我要自杀，不是因为我活不下去，是叫你痛苦一辈子，叫你一辈子……一辈子良心不得安宁。”

后来他把手枪收起来。

“过一个星期她就把我忘了。”

他也应该忘掉，想也不想，连头也不回！

他走到桌前，又看起信来。

“我的可怜的，亲爱的，我的好人！！！”可怕的不是无情，而是这些亲热的、心疼人、可怜人的话。这些话简直使人难受，甚至使人连气都不能喘。他仿佛看到了她的胸脯、肩膀、膝盖。她要去找那个可怜的克雷莫夫。

“我对自己毫无办法。”她在又挤又闷的车厢里，有人问她上哪儿去，她说：“去找丈夫。”她的眼神是亲切、温顺的，像狗眼一样，带有惆怅神气。

他在窗口望着，她是不是来找他了。两个肩膀哆嗦起来，鼻子哼哧起来，他叫起来，一面拼命憋着，压制着直往外冲的号哭。他想起来，他还叫人从方面军军需处给她弄来了巧克力糖、牛轧糖，还对维尔什科夫说过：“你要是动一动，我把你的头揪掉。”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看，我的亲爱的，我的叶尼娅，我有什么办法呀，你哪怕多少怜悯怜悯我也好。”

他很快地从床底下拖出手提箱，把叶尼娅的来信和照片拿出来，这里面有他多年来一直随身带着的照片，有最近一封信里寄的照片，有第一次给他的一张比身份证照片还小的包在玻璃纸里的照片。他用强劲有力的手指头撕起来。他又把她写的信撕成碎片，他从闪过的字里行间，从纸片上的残句，辨认着他读过几十遍的使他销魂的话，他看着她的脸、嘴巴、眼睛、脖子消失在撕碎的照片堆里。他撕得很急，很快。他越撕越感到轻松，就好像他一下子从身上把她揪了下来，把她踩得死死的，他摆脱了这个魔鬼。

他没有她也活了这么多年嘛。今后还是能活！一年后他从她身旁走过，心连跳都不会跳一下。“我才不稀罕你呢！”他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想得很荒谬。心里的东西是揪不掉的，心不是纸做的，人生的一切不是用墨水记在心上的，不能把心撕成碎片，不能把印在脑子里和心中的多年的印象抹掉。

他已经使她成为他的工作、思想、灾难的参与者，成为他的刚强和软弱的见证人……

撕碎的信并没有消失，读过几十遍的话依然留在脑海里，她的眼睛依然从撕碎的照片上望着他。

他打开橱子，倒了满满一杯酒，喝干了，抽了一支烟，又抽起一支，虽然呛得厉害。头嗡嗡响起来，心里燥得难受。他又大声问道：“叶尼娅，亲爱的，心肝儿，你做的什么事呀，你做的什么事呀，你怎么能这样呀？”然后他把碎纸片装进提箱，把酒瓶放进橱子里，心里说，喝了酒，多少轻松些了。

……坦克很快就要进入顿巴斯，他就要：回到家乡，他要到父母的坟地上，让父亲看看有出息的小别佳，让母亲可怜可怜苦命的儿子。等战争结束，他就上哥哥家去，住在哥哥家里，侄女会说：“别佳叔叔，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忽然想起童年时候：他家有一条卷毛狗出去找狗交尾，回到家时被咬得浑身是伤，毛被撕掉许多，被咬掉了一只耳朵，头都肿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儿，嘴也歪了，站在台阶前，丧气地耷拉着尾巴，爸爸朝狗看了看，很亲切地问：

“怎么，你做伴郎了吧？”

是的，他也做伴郎了……

维尔什科夫走了进来。

“上校同志，您在休息吗？”

“是的，多少休息一下。”

他看了看表，心想：“明天七点以前暂不推进。要用无线电密码通知下去。”

“我再到各旅去一趟。”他对维尔什科夫说。

汽车开得很快，多少分散了一些他的心思。吉普车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八十公里，路又很坏，汽车不住地颠簸，摇晃，蹦跳。

司机一再地感到害怕，用诉苦的眼神要求诺维科夫允许减低速度。

他走进马卡罗夫的旅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一切变化有多大呀！马卡罗夫的变化又多大呀，就好像几年没有见面了。马卡罗夫忘记了行军礼，困惑不解地把两手一摊，说：

“上校同志，刚才格特马诺夫转发了方面军司令的命令：撤销休息一夜的命令，继续前进。”

五十二

三个星期之后，诺维科夫的坦克军调为方面军的后备军。这个军需要补充人员，修理机械。在战斗中前进了四百公里，人和机械都疲劳了。

接到调为后备军命令的同时，还接到一道命令，要诺维科夫上校去莫斯科，到总参谋部和高级指挥干部总部去，至于他以后是不是还回到坦克军，不十分清楚。

在他离开期间，暂时由涅乌多布诺夫少将代理军长职务。在这之前好几天，旅级政委格特马诺夫就得到消息，说党中央已决定在近期内把他从部队中调回去，要派他担任顿巴斯已经解放的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党中央认为这一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召唤诺维科夫去莫斯科的命令，在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部队总部引起不少议论。有些人说，这次召他去，没有任何特别的用意，诺维科夫在莫斯科待几天，就会回去继续当他的军长。有些人说，这事和诺维科夫在进军最紧张的时候发出休息十个小时的命令有关系，还和推迟几分钟率军进入突破口有关系。还有些人则认为，他和功劳很大的军政委与参谋长的工作关系没有搞好。

消息灵通的方面军军委秘书说，有人责备诺维科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位军委秘书有一段时间曾经认为，诺维科夫的问题就在于他和军政委的关系不协调。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这位军委秘书亲眼见过格特马诺夫写给最高层领导的信。格特马诺夫在信中表示反对撤销诺维科夫的军长职务，说诺维科夫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在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也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

不过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诺维科夫在接到召他去莫斯科的命令的那天夜里，在许多个痛苦不堪的不眠之夜之后，第一次安安稳稳地一觉睡到天亮。

五十三

似乎有一列轰轰隆隆的火车载着维克托在奔驰，一个人在火车里是难以设想家里的宁静的。时间变得紧密了，时间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电话铃声。有一天希沙科夫来到维克托家里，恭恭敬敬，盛情殷殷，一再问起身体健康，一再用开玩笑的亲热口吻解释，希望把过去的一切忘记，那一天似乎已经过去有十年之久了。

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

他现在又听到评价他的著作的许多好话。马林科夫召见了他，带着关切的神情用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和他谈了四十分钟。维克托感到吃惊的是，马林科夫很了解他的研究情况，专业词汇运用得相当自如。

在告别时马林科夫说的话也使维克托感到惊异：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我们会感到很难过。我们十分懂得：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有料到会听到这样的话。

在见过马林科夫的第二天，他看到希沙科夫那种不安的、请求的目光，想起那一次希沙科夫在家里召开会议，不请他施特鲁姆时那种懊恼和受辱的心情，都觉得奇怪。

马尔科夫又是那样和蔼可亲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又说起俏皮话讥讽人了。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里，把维克托抱住，说：

“我多么高兴呀，我多么高兴呀，您真是福星本雅明 [4] 。”

火车还在载着他奔驰。

领导人征求维克托的意见，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在原有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他还乘专机去过乌拉尔，陪他前去的是一位副人民委员。为他配备了专用小汽车，柳德米拉上配给商店可以坐小汽车，有时还顺便捎上几个星期之前尽量装做不认识她的那些妇女。

凡是以前似乎很复杂、很麻烦的事，现在办起来非常容易、非常顺手了。

年轻的兰杰斯曼十分感动：科甫琴科往家里给他打电话，杜宾科夫一个钟头的工夫就给他办妥了调入维克托的实验室的手续。

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回来，对维克托说，她的调离手续两天的工夫就办妥了，来到莫斯科，科甫琴科还派小汽车到车站去接她。杜宾科夫书面通知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决定恢复她的工作，并且说，已经和副所长谈妥，缺勤期间的工资全部补发。

新的工作人员每餐都受到款待。他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和吃。”可是，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是在这方面。

实验室里安装起来的新设备，在维克托看来已经很不完善了。他想，再过一年，这些设备就会使人感到好笑，就像斯蒂芬森的火车头了。

维克托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似乎十分自然，同时又完全反常。事实上，维克托的研究确实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为什么不可以褒扬呢？兰杰斯曼也是一名有才能的科学家，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芙娜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员，为什么让她在喀山闲待着呢？

同时维克托也明白，如果不是斯大林的电话，研究所里的人谁也不会称赞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兰杰斯曼尽管有很高的才能，仍然会没有事干。

不过要知道，斯大林的电话也不是出自偶然，不是随心所欲、异想天开。要知道，斯大林就是国家，国家是不会随心所欲、异想天开的。

维克托以为，许多组织方面的事情，如招收新工作人员，做计划，定购仪器，召集会议，会占用他不少时间。但小汽车跑得很快，会议时间很短，开会也没有人迟到，他的意愿贯彻得很容易，上午最宝贵的时间他都可以用在实验室里。在这最重要的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人限制他，他可以想他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科学依然是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那位画家的情形。

谁也不敢侵犯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以前他可是最害怕这一点。“我真正自由了。”他惊讶地想。

维克托不知为什么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的议论，说军事工厂的原料、电力、机械都能及时得到供应，不存在拖沓问题。

维克托在心里说：“很明显，这种神话般的作风，这种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恰恰是官僚作风。为国家主要目的服务的事情，干起来就像开特别快车。官僚主义的力量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运动，又能加给运动非同寻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飞出地球引力范围之外。”

但是他现在不再常常想起在喀山的小屋里晚间的闲谈了，就是想起来心里也泰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也不是多么出众、多么聪明的人了。现在他不再老是担心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不再老是想到卡里莫夫害怕马季亚罗夫，马季亚罗夫害怕卡里莫夫了。

一切事情不知不觉似乎变成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维克托过的日子成为常规。维克托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以前过的日子似乎成了例外。维克托对以前那种日子渐渐生疏了。阿尔捷列夫的看法未必对吧？

以前他一走进人事处，看到杜宾科夫看他的目光，就要生气，就要发急。可是杜宾科夫现在却成了一个又热心又和善的人。

他打电话给维克托，常说：

“我是杜宾科夫，想麻烦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打扰您了吧？”

他本来觉得科甫琴科是一个两面三刀、心狠手辣、见到谁害谁的阴谋家，是奉行秘密的不成文规则、丝毫不顾工作真正实质的官僚。谁知，科甫琴科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他每天都要上维克托的实验室里走一走，十分平易近人，很有一副民主作风，常常和安娜·纳乌莫芙娜开开玩笑，见了人都要握手问好，有时和钳工、机械师们聊一聊，说他年轻时候就在车间里做过旋工。

维克托多年来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有一次他应邀上希沙科夫家吃饭，希沙科夫却原来是一个十分热情好客的人，还是一个美食家，又会说俏皮话和笑话，又有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更主要的，原来他还是维克托的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维克托在心里说。但是他当然也明白，他取得的不是最高的胜利，跟他有关系的人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不再阻碍他，而是帮助起他来，这决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天才或者别的什么本领征服了他们。

不过他总归是高兴的。他胜利了！

几乎每天晚上广播电台都要播送“最新消息”。苏军攻势不断扩展。维克托现在觉得，把自己生活的必然变化同战争的必然进程，同人民、军队、国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了。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能简单地嘲笑自己一心只想看到“这儿是斯大林，那儿也是斯大林，斯大林万岁”这种简单明了的情形。

本来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家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天天谈的也是干部的纯洁问题，天天用红笔批文件，对自己的老婆朗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连做梦也要梦到暂行条例和必守法令。

维克托却一下子又看到这些人带有人情味的另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战前他常常和妻子、儿子一起坐小船在乌拉尔的一些河上游玩。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黎明时候上河边去，露水亮晶晶的，河边的沙子凉丝丝的，把钓丝抖搂开来，河水还是郁郁的，毫无声息，等着你垂钓……真是人生莫大的乐事。等战争结束了，我吸收你参加钓鱼协会。”

科甫琴科有一次和维克托谈起儿科疾病。使维克托吃惊的是，他知道许多治疗佝偻病和咽峡炎的方法。原来，他除了有两个亲生的儿子以外，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给孩子治病。

甚至没有什么人情味的斯维琴也对维克托说起他搜集的一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的一九四一年冬天都没有冻死。

维克托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

当然维克托在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知道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化。他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会思考。

在这些日子里他想起克雷莫夫说的他的老同志巴格良诺夫的事。巴格良诺夫原是军事检察院的侦讯长，一九三七年被捕，在一九三九年短短的别里耶夫自由化时期从劳改营里放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说了说巴格良诺夫那天夜里怎样从车站径直来，到他家，穿着破衬衣、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释放证。那天夜里他说了不少热爱自由的话，同情所有劳改营里的人，准备今后做一个养蜂人和园林工作者。

但是，他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的腔调也渐渐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说了说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怎样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变化。不久，他的军装发还给他了，这个时期他的想法还是符合自由主义观点的，不过他已经不像丹东那样义正词严地揭露残酷的事了。

可是终于他的劳改营释放证换成了莫斯科的居民身份证。马上就可以感觉出他想踏上黑格尔的立场：“一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后来还了他住房，他说起话来就完全不同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判刑的人是犯了叛国罪。后来发还了他的勋章。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党龄。

恰好在这时候，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不快的事。巴格良诺夫就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有一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从停在苏联检察院门前的一辆小汽车里走出来，军装领子上添了两个菱形的领章。那天夜里他穿着破烂衣衫、揣着释放证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说许多人无辜被判刑，说使用暴力十分荒唐，这时候才过了八个月。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话，还以为他永远不再进检察院的大门了呢。”克雷莫夫冷笑说。

当然，维克托想起这件事，并且对娜佳和柳德米拉说了说，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对死于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态度丝毫没有变。他依然害怕斯大林的残酷。

一个维克托成为成功的弃儿还是幸运儿，人们的生活不会变化；死于集体化时期的人、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为某一个维克托得不得勋章和奖章，不会因为马林科夫召见他或者没有把他列入希沙科夫的邀请名单而复活。

这一切维克托十分理解，也牢牢记着。不过在这种理解和记忆中也出现了新东西……他常常对妻子说：

“有多少没出息的人呀！许多人多么怕挺起腰来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屈服，多么容易妥协，多么卑鄙可怜。”

他有一次甚至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契贝任：

“他过分热衷于旅游和爬山运动，正是他下意识地害怕生活的复杂性；他离开研究所，则是他有意识地害怕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还是有所变化的，他感觉出这一点，但却不明白，究竟变化的是什么。

五十四

维克托恢复上班之后，没有在实验室里碰到过索科洛夫。在维克托来上班之前两天，索科洛夫害了肺炎。

维克托听说，索科洛夫在害病之前和希沙科夫谈妥了自己的工作问题。索科洛夫被任命为一个新组建的实验室的主任。总之，索科洛夫还是一帆风顺的。

至于索科洛夫为什么要求所领导把他调出维克托的实验室，就连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维克托听说索科洛夫要离开，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倒是一想到和他见面，和他一起工作，就觉得沉重。如果见了面，他有什么眼神，索科洛夫看不到呀。当然，他无权像以前那样老是想着朋友的妻子。他无权思恋她。他无权和她秘密约会。

如果有人向他说起类似的事，他会感到十分愤慨。因为这是欺骗妻子！欺骗朋友！可是他还在思念她，盼望和她会面。

柳德米拉已经和玛利亚恢复了来往。她们先在电话里表白了很长时间，后来见了面，又哭又各自检讨，说自己太糊涂，不应该怀疑和不信任朋友。

天啊，生活多么复杂，多么难以理解呀！玛利亚，真诚而纯洁的玛利亚却没有以真情对待柳德米拉，昧了良心！不过她这样做是为了她对他的爱情！

现在维克托很少见到玛利亚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差不多都是柳德米拉对他说的。

他听说，索科洛夫因为在战前发表的著作，被推荐为斯大林奖金备选人。他听说，索科洛夫收到英国年轻的物理学家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听说，索科洛夫将在不久就要举行的科学院选举中被选为通讯院士。这一点是玛利亚对柳德米拉说的。他自己有时和玛利亚短时间见面，现在不谈索科洛夫了。

工作上的操心、会议、出差都不能消除他经常的苦闷，他时时盼望和她见面。柳德米拉对他说过好几次：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为什么对你这样反感。就连玛利亚也对我解释不清楚。”

要解释是很简单的，不过玛利亚当然不能认真地向柳德米拉解释。她对丈夫说了自己对维克托的感情，已经够受的了。

这种表白永远破坏了维克托与索科洛夫的关系。她已经向丈夫保证不再跟维克托相会。玛利亚哪怕对柳德米拉露出一句，他将会很长时间对她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在哪儿，她怎么样了。要知道，他们过去会面太少了，而且每次会面又是那样短暂！每次会面他们很少说话，只是手挽着手在街上走走，或者一声不响地在街心公园的凳子上坐坐。

在他遭遇挫折和倒霉的时候，她以特别敏锐的感情理解他所遭遇的一切。她能猜出他的思想，能猜出他的行动，甚至好像她事先能够知道他将遇到的一切。他心里越是痛苦，想见到她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越是迫切。他觉得，他今天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完全与充分的理解。似乎，有玛利亚和他在一起，他就很容易战胜自己的一切痛苦。他和她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在喀山有一天夜里他们说过话儿，在莫斯科他们在逍遥公园溜达过一次，有一次还在卡卢加大街的街心公园的凳子上坐了几分钟—说实在的，不过就是这些。而且这都是在过去。就算加上现在的事：他们通过几次电话，有几次他们在街上遇见，再加上这几次短时间的见面，他都没有对柳德米拉说。

但是他明白，他的过错和她的过错不能用他们暗地里在长凳子上坐的时间来衡量。他的过错不小：他爱她。为什么她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这样大的地盘？

他对妻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有一半真实。每一个举动，每一瞥目光，都不由得带上了虚假成分。他有时装做漫不经心地问柳德米拉：

“喂，怎么样，你的好朋友给你来电话了吗？她怎么样？索科洛夫身体好吗？”

他听说索科洛夫一帆风顺，十分高兴。但他高兴不是因为他对索科洛夫一片好心。而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只要索科洛夫一切顺利，玛利亚就可以不受良心责备了。

从柳德米拉口里打听索科洛夫和玛利亚的情形，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这对于柳德米拉，对于玛利亚，对于他，都是一种污辱。

但是，他在和柳德米拉谈到托里亚，谈到娜佳，谈到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时候，也是真话中夹杂着假话，到处有虚假。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他对玛利亚的感情，的的确确是他心灵、思想、心意的真实情形。为什么这种真实却产生了这么多的虚假？他知道，他一旦抛开这种感情，就会使柳德米拉，使玛利亚，使自己摆脱虚假。但是，就在他觉得应该抛开他无权享受的爱情的时刻，却有一种不安分的感情，害怕痛苦，搅乱思想，一个劲儿地劝他：“这种虚假并不是那么可怕，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痛苦比虚假可怕得多呢。”

有时他觉得，他会有力量、有狠心和柳德米拉离婚，拆散索科洛夫的家庭，这时他的感情就推动着他，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欺骗他的思想：

“要知道，虚假是顶要不得的，还不如和柳德米拉离婚，只要不再对她说假话，也可以不再让玛利亚说假话。虚假比痛苦更可怕！”

他没有觉察，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他的感情的驯顺的奴仆，感情在牵着思想走，要想走出这转来转去的圈子只有一条出路：忍痛斩断情丝，牺牲自己，而不是牺牲别人。

他对这一切想得越多，越是理不出头绪。他对玛利亚的爱情竟不是他生活中的真情，而造成他生活中的虚假，这怎么能理解，怎么能弄清楚！去年夏天他和标致的尼娜有一段浪漫史，那不是中学生的浪漫史。他和尼娜不仅是在街心公园里散散步。但是，背叛的感觉、家庭不幸的感觉、对不起柳德米拉的感觉，他却是现在才有。

他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很多心思、精力和激情，看起来，普朗克创立量子论花费的力气也不会少。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他只是因为受挫折和倒霉，才产生了这种爱情……若非如此，他不会有这样的感情……

但是他现在功成名就了，希望看到玛利亚的心情却没有减弱。

她是一种特殊气质的女子，不爱金钱、荣华和权势。她一直希望和他共度灾难、痛苦和穷困……于是他担心起来：现在他一切好转了，她会不会不再理睬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