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7）（2/2）
晚霞具有一种特性，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可以使视觉变为画面，变为历史，变为感情，变为命运。一片片泥污和烟熏的痕迹在即将离去的夕阳中像成百上千的人在说话，人会看到逝去的幸福、无法挽回的损失、痛心的失误，也会看到希望的永恒的美。
这是穴居时代的场面。威风一时的勇士们，民族的精英，大日耳曼的建造者们，被抛出了胜利的道路。
列纳尔德看着裹了破布的人们，凭自己的锐敏感觉理解了：理想正如这西下的夕阳，就要消失了。
如果精力极其旺盛的希特勒、掌握着最先进理论的强盛而有作为的民族，能够把这些望着煮马肉的锅上冒出灰烟的人们，带到冰封的伏尔加河的静静的岸边，来到这瓦砾场上，来到这肮脏的雪地上，来到这夕阳染红了的窗子前面，能够使他们这样乖乖地顺从，可见生命的深处有一股多么愚蠢，多么迟钝的力量……
三十三
保卢斯的司令部设在被烧毁的百货公司大楼的地下室。长官们按照既定的次序一个个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值班参谋向他们报告有关文件的内容，报告战局变化、敌军的行动。
电话机不停地发出叮铃声，打字机嗒嗒响着，司令部第二科科长申诺克低沉的笑声从胶合板的门后面传出来。来去匆匆的副官们的皮鞋依然在石板地上咯吱咯吱响着，装甲部队司令戴着单眼镜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走廊里依然有法国香水的气味，似乎与潮气、香烟气味、皮鞋油气味混合，又似乎没有混合。身穿皮领军大衣的集团军司令从地下办公室的狭窄通道上走过的时候，说话声和打字机声音依然会一下子停下来，几十双眼睛依然会注视着他那沉思的长着鹰钩鼻子的脸。保卢斯的日程依然像原来那样安排，依然将原来那样多的时间用于饭后抽烟，同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交谈。无线电话务士官依然常常带着粗俗的傲慢神情，不顾正常的日程安排，不理睬亚当斯上校垂下的眼睛，带着希特勒的标明“亲手交接”的电报，径直走向保卢斯。
当然，表面上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实际上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天起，司令部里的人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他们喝的咖啡的颜色有了变化，变化还表现在向战线西面架设的电话线，表现在新的弹药消耗标准，表现在每天都发生的“容克”运输机穿越空中封锁时着火和坠毁的可怕场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曼施坦因，这个名字在官兵们耳朵里压倒了其他的名字。
列举这些变化是没有必要的，毋须本书描述，这些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以前吃得饱饱的人，现在常常感到饿了；很明显，以前挨饿和吃不饱的人的脸色变了，变成了土色。当然，德军司令部里的人也发生了内在的变化：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不再那么神气活现，好吹牛的不再吹牛，原来十分乐观的人骂起了元首，并且开始怀疑他的政策的正确性。
但是，在那些迷恋于民族国家的无人性精神，被其束缚的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还开始了特别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触及人类生活的土壤，而且触及土壤的下层，正因为这样，人们还没有明白，没有觉察到。
这种变化过程很难感觉出来，就像很难感觉出时间在移动一样。在饥饿的痛苦中，在夜晚的恐怖中，在大难临头的感觉中，慢慢地开始了人性自由的解放过程，也就是人变为人、生命战胜非生命的过程。
十二月的白昼越来越短，十七个小时的寒冷的夜晚越来越长。包围圈越来越紧，苏军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越来越猛……啊，俄罗斯草原上的寒冷是多么严酷无情，就连习惯了寒冷、穿着皮袄和毡靴的俄罗斯人都感到难以忍受。
头顶上是寒冷而严酷的天空，天空流露着一股无情的肃杀气氛，一串串冷冰冰的星星像锡制的树挂似的，出现在冻得一动不动的天上。死去的和注定要死的人怎么会懂得，这是几千万德国人过了十年惨无人道的生活之后，开始过人的生活的最初时刻！
三十四
列纳尔德来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门前，在苍茫的暮霭中看到一名灰脸的岗哨孤单地站在傍晚时候的灰墙边，他的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等他来到司令部的地下室走廊里，他看到的一切，使他又留恋，又悲伤。
他看到一扇扇门上用哥特字体写的牌子：“第二科”、“副官处”、“科赫将军”、“德拉乌里克少校”。他听到打字机的嗒嗒声，他听到说话声，体验到一种感觉，感觉到与他熟悉、亲近的作战伙伴、党内的同事、党卫军战友们紧密相连的父子兄弟般的感情—他看到他们在夕照中—他们的命要完了。
他来到哈尔布的办公室门口，还不知道要谈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位党卫军少校是不是想和他谈自己的感受。
正如在和平时期在十分熟悉的党内工作的同事中常见的，他们并不看重军衔的高低，在彼此相处中保持着同志间的随便态度。他们见了面，一般都会一边闲聊，一边谈着工作。
列纳尔德善于用几句话说明复杂事情的实质，他的话有时会在一级级报告文稿中作长途旅行，一直到达柏林的最高层办公室。
列纳尔德走进哈尔布的办公室，简直认不得他了。列纳尔德凝视着他那胖胖的、并没有消痩的脸，一下子弄不清楚：难道仅仅是哈尔布那聪明的黑眼睛的神情发生了变化？
墙上挂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地图，一个炽热的、无情的红圈子围住了第六集团军。
“列纳尔德，咱们在岛上了，”哈尔布说，“围绕咱们这个岛的不是水，而是下等人的仇恨。”
他们说起俄罗斯的寒冷、俄罗斯的毡靴、俄罗斯的油脂，说俄罗斯的酒害人，本是取暖的，结果越喝越冷。哈尔布问，在前沿阵地上官兵关系有什么变化。
“如果想一想的话，”列纳尔德说，“我看不出一个上校的想法和士兵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同。总的说，都是一种调调儿，没有什么乐观的。”
“各个营里在唱这种调调儿，司令部里也在唱这种调调儿。”哈尔布说。为了加强效果，又慢慢地说：“而这一合唱的领唱人便是我们的上将。”
“唱是唱，但是和以往一样，还没有人倒戈。”
哈尔布说：
“我有一点疑问，这和根本问题有关系。希特勒要第六集团军坚持，保卢斯、魏克斯、蔡茨列尔却表示要拯救官兵的性命，提出要投降。我得到命令，要我秘密地征求意见，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部队是不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指挥。俄罗斯人把这叫做自由行动。”
他把“自由行动”这个词儿说得很准确、清楚、漫不经心。
列纳尔德懂得问题的严重性，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他说：
“我想先说说个别情况。”于是他谈起巴赫：“在巴赫的连里，有一个面貌不清的士兵。这个士兵原来是年轻人取笑的对像，可是现在，从被包围的时候起，大家都跟他亲近起来，一齐看着他……我开始考虑他们这个连，考虑这个连的连长。在胜利的时候，这个巴赫是全心全意拥护党的政策的。可是现在我猜想，他的头脑里在发生变化，他在看风向了。所以我就问自己：为什么他连里的士兵和不久前他们天天取笑、又像疯子、又像小丑的一个人亲近起来？这个人在这危难时期会干出什么呢？他会把士兵们带到哪儿去呢？他们的连长又会怎样呢？”
他接着说：
“回答这一切是很难的。但是有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士兵们不会造反。”
哈尔布说：
“现在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党的英明了。我们不仅毫不动摇地清除了人民身体上受传染的部分，也清除了表面上健康、但在困难环境中有可能腐烂的部分。各城市、部队、农村、教堂里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思想敌人都已清除干净。牢骚、怪话、匿名信不管有多少，都没什么事。哪怕敌人不是在伏尔加河上包围我们，而是在柏林把我们包围，也不会有人造反！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希特勒。还应感谢上帝，是上帝在这样的时期给我们派了这个人来。”
他听了听头顶上滚动着的低沉而缓慢的隆隆声。在很深的地下室里，无法听清，是德军的大炮在发射，还是苏联空军的炸弹在爆炸。
哈尔布等到轰隆声渐渐平息下来之后，说：
“您享受普通军官待遇，实在不应该。我把您列入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都是最受看重的党内朋友和保安人员，师部里会按时把机要通信文件送给您。”
“谢谢，”列纳尔德说，“不过我不希望这样，我只享受别人也享受到的待遇。”
哈尔布把两手一摊。
“曼施坦因怎么样？听说，给他供应了新的装备。”
“我不相信曼施坦因，”哈尔布说，“这方面我赞同集团军司令的看法。”
因为多少年来他说的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范围，所以很习惯地用小声说：
“我有一份名单，都是一些重要的党内朋友和保安工作人员，在必要撤离时保证在飞机上有他们的位子。这份名单上也有您。假如我不在，由奥斯津上校代理。”
他看出列纳尔德眼睛里有疑问神情，就解释说：
“可能，我要飞往德国。事情高度机密，所以既不能靠文件，也不能靠电报。”
他眨了眨眼睛，说：
“在起飞之前我要好好地喝一顿，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害怕，苏联人打掉很多飞机了。”
列纳尔德说：
“哈尔布同志，我不坐飞机。我劝大家战斗到底，如果我把大家抛下，感到有愧。”
哈尔布微微欠了欠身子，说：
“我没有权利劝您不要这样。”
列纳尔德有意冲淡过分严肃的气氛，就说：
“如果可能的话，请帮助我从司令部回到团里去。因为我没有汽车。”
哈尔布说：
“无能为力！我是第一次完全无能为力！汽油在老狗施密特手里。我一点也弄不到。懂吗？我是第一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朴实的、不是他自己本来的—也许正是本来的—表情，正是这种表情使列纳尔德一见面没有认出他来。
三十五
傍晚时候，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下了一场雪，把战争的硝烟痕迹和泥污掩盖起来。巴赫在黑暗中巡视着前沿工事。枪响处闪烁着微弱的白光，圣诞节火花一样，白雪被信号弹映照得时而发红，时而泛出闪烁不定的柔和的绿光。
在这一阵阵的闪光中，一条条石头山岭，一个个洞穴，像冻住的波浪似的一道道断墙，新走出的许许多多羊肠小道—有去吃饭走出的、上厕所走出的、搬运弹药走出的、往后方送伤员走出的、掩埋死者走出的—这一切都显得很异常、很特别。同时一切又显得十分熟悉、平常。
巴赫来到一处地方，这地方受到苏军火力控制，一部分苏军就隐藏在一座三层楼的断墙内，现在那里面却响起手风琴声和悠扬的歌声。
墙上的豁口便是苏军前沿的观察点，可以看到一座座工厂的厂房和冰封的伏尔加河。
巴赫唤了一声哨兵，但是没听清岗哨的答话，因为这时有一颗炸弹突然爆炸，冻土块打鼓似的纷纷撞击着楼房的断墙；这是关了马达低空滑翔的苏军小飞机投下的小型炸弹。
“一只瘸腿的俄罗斯老鸹。”一名哨兵说着，指了指黑沉沉的冬日天空。
巴赫蹲下来，胳膊肘撑在一块熟悉的凸出的石头上，四下里打量了一阵子。高高的墙上晃动着淡淡的、红红的影子，这说明苏军士兵在生炉子，烟囱红了，射出暗淡的亮光。看样子，在苏军的掩蔽所里，士兵们在大吃大嚼，在热热闹闹地喝热咖啡。
在右面，在苏军战壕与德军战壕接近的地方，可以听到钢铁撞击冻土的缓慢而低沉的声音。
苏军躲在地下，缓慢然而不断地把自己的战壕向德军推移。像这样在石头般的冻土中推进，其中就有一股笨拙而强大的劲头儿。似乎是土地本身在移动。
下午，一名中士向巴赫报告说，从苏军战壕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炸坏了连队锅灶的烟囱，把很多脏东西撒进战壕里。
快到黄昏时候，一名身穿白色小皮袄、头戴新皮帽的苏军士兵从战壕里探出身子，骂起娘来，并且威胁似的挥舞着拳头。
德国人没有开枪，他们本能地明白，这事儿是士兵自发的行动。
那名苏军士兵叫喊起来：
“喂，狗崽子们，想喝俄国酒吗？”
这时从战壕里爬出一名蓝灰色眼睛的德国兵，为了不让军官们听见，用不很大的声音喊道：
“喂，俄国人，不要照头上开枪。还要回家看妈妈呢。你把枪拿去，把皮帽子给我。”
苏军战壕里回答了一句话，而且是很简短的一句。虽然是一句俄语，可是德国人懂了，而且很生气。一颗手榴弹飞来，飞过了战壕，在交通壕里爆炸了。但是已经没有人对这感兴趣了。
中士艾捷纳乌克也把这一情况向巴赫报告了，巴赫说：
“喊就让他们喊吧。没有人跑过去嘛。”
可是这时候，这名满嘴生甜菜气味的中士报告说，士兵别津科费尔不知用什么方式和敌军交换了物品，他的口袋里有方块糖和苏军士兵的面包。他还拿了一名弟兄的刮脸刀代为交换，答应给他换一块炼油和两盒压缩饼干，说定要一百五十克炼油作为代替交换的佣金。
“还有什么好说的，”巴赫说，“马上把他给我叫来。”
可是，原来上午别津科费尔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时就英勇牺牲了。
“那您想叫我怎么样？”巴赫说。“反正德国人和俄国人早就在做生意了。”
可是中士艾捷纳乌克无意开玩笑。他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法国受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两个月前就被飞机送到斯大林格勒，离开了德国南部他所服务的警察营。他天天挨饿挨冻，又是虱子咬，又是担惊害怕，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
那边，一座座隐隐约约、在黑暗中很难看清的白色石头楼房，那是巴赫初到斯大林格勒生活过的地方。满天繁星的九月的天空，浑浊的伏尔加河水，大火之后通红的墙壁，再过去便是俄罗斯东南部的草原，那是亚洲沙漠的边界。
城市西郊的房屋沉没在黑暗中，大雪覆盖的瓦砾呈现在眼前—那就是他的生活……他为什么在医院里给妈妈写那封信？大概妈妈把那封信给古别尔特看了！他为什么要和列纳尔德交谈？
人为什么要有记忆？为什么真想一死了事，什么都不再想起？他在被包围之前不应当对人生那样认真，应当采取疯狂的醉态，应当干他在长期的困难年月里没有干过的事情。
他没有杀害过孩子，一生没有逮捕过什么人。但是他拆毁了很不牢实的保护心灵纯洁、拦阻周围黑暗的堤坝。集中营和犹太人的血朝他涌来，把他漂起，把他冲走，他与黑暗之间的界限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成为这黑暗的一部分。
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足道的事，是偶然的事，还是他的心灵必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