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13）（1/2）

六十一

在十月革命节过后不久，德国空军又对斯大林格勒发电站进行了密集轰炸。十八架轰炸机向发电站投下大批重型炸弹。

一片瓦砾的发电站笼罩着一团团的硝烟，德国空军的毁灭性力量使发电站的工作完全停止了。

在这次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的手剧烈地哆嗦起来。他端起茶杯喝茶，常常把茶泼洒出来，有时觉得哆嗦的手指头端不住茶杯，只好把茶杯放回桌子上。只有在喝过酒之后，手指头才停止哆嗦。

领导者开始放工人走了，于是工人们便搭过河的船只渡过伏尔加河和图马克河，进入草原，去阿赫图巴中游地区和列宁斯克。

发电站领导人曾经向莫斯科询问过，要求允许撤离，因为车间已经炸毁，他们留在前线已失去意义。莫斯科方面迟迟不作回答，斯皮里多诺夫非常着急。在轰炸之后，党中央马上通知召见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便乘飞机上莫斯科去了。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在发电站的瓦砾堆中走来走去，互相劝说着：他们在这儿无事可做，应该离开。可是莫斯科一直没有回话。

斯皮里多诺夫很为薇拉担心。她渡过伏尔加到左岸以后，感到身体很不好，不能上列宁斯克去了。要乘载货汽车在炸坏的路上走一百公里，汽车在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块丛中走，颠得很厉害，一个快到分娩时候的孕妇是受不了的。

几位熟识的工人把她搀到岸边一条驳船上，这条船已经冻在冰上，变成了宿舍。

在发电站第二次被轰炸之后不久，薇拉请快艇上的一位技师给爸爸送来一封信。她叫爸爸放心：在舱里给她让出一块地方，是一个很舒服的角落，还有布幔遮着。在疏散的人中间有别克托夫门诊所的一名护士和一位年老的助产士；离驳船四公里有一所野战医院，如有什么复杂情况，随时可以把医生请来。驳船上有开水炉子，有炉灶，做饭大家一齐动手，粮食由州党委供应。

虽然薇拉要爸爸放心，可是信上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他的担心。也许，只有一点使他得到安慰，就是薇拉写的：自从打仗以来，这条驳船一次也没有遭到轰炸。如果他能到左岸去，他一定能弄到一部小汽车或者救护车，至少把薇拉送到阿赫图巴中游地方去。

可是莫斯科还是没有回话，没有叫站长和总工程师撤离，虽然现在被炸毁的发电站只需要一小队军事化的保卫人员就够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们不乐意没有事在发电站闲待着，一得到站长允许，马上就朝渡口走去。

只有安德列耶夫老头子不愿意到站长这儿来拿盖有圆图章的正式证明信。在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就劝安德列耶夫上列宁斯克去，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就住在那儿，可是安德列耶夫说：

“不去，我要留在这儿。”

他觉得，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岸边，可以和过去的生活保持联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可以回到拖拉机厂工人村去了。他可以在毁于炮火的房屋中间走走，到他老伴侍弄的小园子里去，把倒下的小树扶起来，支起来，看看埋起来的东西是否还在，然后在歪倒的栅栏旁边的石头上坐一坐。

“瞧，瓦尔瓦拉，缝纫机还在，而且还没有生锈呢，栅栏旁边的苹果树全完啦，是炮弹炸坏的，在地窖桶里的酸白菜只是上面开始发霉。”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想和克雷莫夫谈谈自己的事情，但是十月革命节以后克雷莫夫再也没有上发电站来。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决定等到十一月十七日，到那时就走，因为在发电站的确无事可干。德军却还在不时地炮轰发电站。在密集轰炸之后十分焦急的卡梅绍夫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他们既然不停地在轰，可见他们的侦察队一点儿也不顶用。他们的空军随时都可能再来轰炸。要知道德国人执拗得像老牛一样，会照准了一块空地方一个劲儿地猛轰。”

十一月十八日，斯皮里多诺夫和保卫人员告过别，吻了吻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最后扫视了一遍发电站的瓦砾堆，便离开了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他一直没有等到莫斯科方面的正式准许。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在发电站干了很多事情，干得很认真，很艰苦。他害怕打仗，很不习惯战争环境，一想到空袭就胆怯，在轰炸时吓得直发呆，然而他还在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就尤其艰苦，尤其可贵。

他提着箱子，背着包袱，一面走，一面回头望着，向站在炸毁的大门口的安德列耶夫挥着手，望着已经没有了玻璃的工程技术大楼，望着涡轮车间的凄凉的断墙，望着依然在燃烧的储油室上空的轻烟。

他离开发电站的时候，发电站已经不需要他了，他是在苏军开始进攻的前一天离开的。

但就是他没有捱过去的这一天，却在很多人的眼睛里把他的勤恳、艰苦的工作一笔勾销；有些人本来准备把他称作英雄的，现在却管他叫胆小鬼和逃兵了。

他心中很久都保留着十分痛苦的感情，常常想起，他是怎样一面走，一面回头看，一面挥手，而孤单的老头子怎样站在电站大门口望着他。

六十二

薇拉生了一个儿子。

她躺在驳船舱里，在一张用粗糙的木板钉成的床上。几个女人为了让她暖和，把不少破旧衣服堆到他身上，和她躺在一起的是裹在小被子里的婴儿。要是有人进来，掀开帷幔，她便看到许多人，男人和女人，从上面床铺上垂挂下来的破烂儿。她听到乱哄哄的说话声、孩子的哭叫声和闹腾声。她的头脑里模模糊糊的，烟气腾腾的空气也模模糊糊的。

舱里很闷，同时又很冷，板壁上有的地方结了霜花。人们夜里睡觉不脱毡靴和棉衣。妇女们整天裹着头巾和破被子，不住地呵冻僵的手指头。

小小的窗户几乎挨到冰面，光线勉强可以透进来，所以大白天在舱里都是幽暗的。到晚上就点起油灯。人们的脸被烟子熏得黑糊糊的。舷梯旁的舱门一打开，一团团的热气就冲进舱来，很像爆炸的炮弹的硝烟。

头发蓬乱的老妇人挠着白发和灰发，老头子们坐在地上端着杯子在喝开水，裹着头巾的孩子在各色各样的枕头、包袱、箱子上爬着玩儿。薇拉因为有孩子躺在胸前，觉得她的想法变了，她对一切人的态度变了，身体也变了。

她想到自己的好朋友季娜·麦尔尼科娃，想到照料过她的老奶奶谢尔盖耶芙娜，想到春天，想到妈妈，想到破了的衬衣，想到棉被，想到谢廖沙和托里亚，想到肥皂，想到德国人的飞机，想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掩蔽所，想到自己的头发很久没有洗，而她所想到的一切，都充满了对她所生的孩子的感情，都和孩子有关系，其意义的大小都是由和孩子的关系而定。

她看着自己的手、脚、胸膛、手指头。这已经不是那双打排球、写文章、翻书的手。这已经不是那双在学校楼梯上跑上跑下、在暖和的河水里蹦来蹦去、被荨麻扎得痒痒的腿了，也不是街上行人回头看她时看到的那双腿了。

她想着孩子，同时也想着维克托罗夫。飞机场在伏尔加左岸，维克托罗夫就在附近，伏尔加河再也不能把他们分开了。马上就会有飞行员们到舱里来，她就问：“你们认识维克托罗夫上尉吗？”飞行员们会说：“我们认识。”“请你们告诉他，他的儿子和妻子在这儿。”

有些妇女到帷幔后面来看她，摇摇头，又笑，又叹气，有的俯身向着婴儿，哭了起来。

她们为自己哭，为婴儿笑，要懂得她们的心情，是不需要什么话的。

如果有人向薇拉问什么话，那么问话也无非是产妇怎样才能喂好婴儿：乳房是不是有奶水，有没有乳腺炎，潮湿空气是不是使她感到气闷。

产后第三天，父亲来到她身边。他已经不像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站长：提着箱子，背着包袱，胡子拉碴的，竖着大衣领子，系着领带，鼻子和两腮被冷风吹得通红。

父亲来到她的床前，她看到父亲那打颤的脸最初一会儿不是对着她，而是对着躺在她旁边的小东西。

他背过身去。她从他的肩膀和脊背看出来，他是在哭。她明白，他哭的是妈妈再也不会知道这个外孙，不能像他刚才那样看看外孙了。

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流泪又生气，又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几十个人看见了，他用冻哑了的声音说：

“好啊，因为你，我做外公啦。”

他俯下身去，吻了吻薇拉的额头，又用冰冷的脏手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然后他又说：

“十月革命节那天，克雷莫夫上发电站来过。他还不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他一个劲儿问叶尼娅的情况。”

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头子穿一件女式棉袄，露着一团一团的烂棉花，他吃力地喘着气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现在又是颁发库图佐夫勋章，又是颁发列宁勋章和什么英雄勋章，为的是多杀一些人。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杀了多少啦！倒是真应该颁发这么大的勋章，两公斤重的，给您的女儿，因为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来了新生命。”

这是在薇拉生过孩子之后谈起她的第一个人。

斯皮里多诺夫决定留在驳船上，等到薇拉身子硬朗了，和她一起上列宁斯克去。他要上古比雪夫去接受新的任务，上列宁斯克是顺路。他看到驳船上的伙食太差，应当马上为女儿和外孙想想办法，所以等身上暖和过来之后，便前去找州党委的指挥所，州党委指挥所就在附近，在森林中的什么地方。他指望到那儿通过朋友弄一些猪油和糖来。

六十三

这一天在舱里特别难受。伏尔加上空笼罩着乌云。肮脏的冰上到处是垃圾和黑糊糊的泔水，没有孩子在上面玩，妇女们也不在冰窟窿里洗衣服，下游来的冷风撕扯着冻在冰上的破布，又从舱门的缝儿钻进舱里，使整个驳船到处是呼啸声和咯吱声。

人们呆呆地坐着，裹着头巾、棉衣、棉被。最喜欢唠叨的娘们儿也不说话了，倾听着风的吼声、木板的咯吱声。

天色渐渐黑了。这黑暗似乎来自人们难以忍受的痛苦，来自可怕的寒冷、饥饿、肮脏，来自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折磨。

薇拉躺着，把棉袄一直拉到下巴底下，每一阵风钻进舱里，她都感觉到寒气在面颊上拂过。

此时此刻，她对一切都很悲观：父亲也不能把她送走了，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到春天德国人就会侵入乌拉尔，侵入西伯利亚，他们的飞机会永远在天空尖叫，永远有炸弹爆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