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3）（2/2）

夜里，她想念母亲，呼唤她，向她诉苦，向她求助，她低语着：

“妈妈，好妈妈，帮帮我吧。”

这会儿她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一筹莫展，完全不像刚才那样，还很沉着地对父亲说：

“别说了，我不走，哪儿也不去。”

六十三

吃午饭的时候，娜佳随口说：

“托里亚喜欢吃煮土豆，不怎么喜欢吃烤土豆。”

柳德米拉说：

“到明天他正好十九岁零七个月。”

晚上，她说：

“玛露霞要是听说了法西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60] 的暴行，会多么伤心呀。”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罗芙娜在工厂里开完大会回来了，维克托帮她脱大衣，她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天气真好，空气又干，又冷。你妈妈会说：像葡萄酒。”

维克托回答说：

“妈妈还说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在流动着，好像漂游在大海里的大冰块，在寒冷而昏暗的水中游动的水下部分支持着水上部分，水上部分抗击着波涛，听着水的喧嚣与拍溅，散发着寒气……每当朋友家的年轻人进入研究生院，论文答辩，恋爱，结婚，除了祝贺和家长里短的议论之外，往往免不了几声慨叹。

每当维克托听到熟识的人在战争中牺牲，就好像他身上有一部分活的物质死了，脸上的血色也暗淡了。不过死者的声音依然在生活的喧嚣中回荡着。

维克托的思绪和心灵所萦系着的时代是可怕的，它也波及了妇女和孩童。在这段时间里，他家里死了两个妇女、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几乎还是孩子。维克托常常想起有一次他听到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念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两行诗：

捕狼犬的时代向我扑来，

但我不是狼，生来就不是……

不过这时代就是他的时代，他和这时代生活在一起，死后仍然联系在一起。

维克托的研究工作依然进行得很不顺利。

战前早就开始的试验，没有得到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试验数据，尽管有决心打破现有的理论，但依然显得凌乱、不合理，使人丧气。

起初维克托认为，他失败的原因在于试验不完善，缺乏新的仪器设备。他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很生气，似乎他们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只是关心生活琐事。

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才华横溢、乐观而可爱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天天想方设法去弄酒票买酒，不在于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在工作时间发表长篇议论或者讲解这个或那个院士享受什么样的供应，某某院士的供应要怎样分配给两位过去的夫人和一位现在的夫人，也不在于安娜·纳乌莫芙娜天天唠叨她和女房东的关系。

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思想很活跃，很清晰。马尔科夫照样很赞赏维克托·施特鲁姆知识渊博，善于进行精密的试验，冷静地进行推理。安娜·纳乌莫芙娜虽然住在寒冷而残破的过道小屋里，工作还是非常勤奋，非常踏实。维克托照样因为有索科洛夫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自豪。

不论多么精确地安排试验条件，不论怎样检查测定，不论怎么校正计量器，都不能得出明确的结果。在重金属有机盐在强辐射下受到的影响这一研究中，也出现了混乱现象。有时维克托觉得这种盐粒就像一个毫无礼貌和理性的小矮子，戴着耷拉在耳朵上的小圆帽，脸上搽着红粉，对着理论的严肃面孔不停地做鬼脸，还做着下流动作和轻蔑的手势。参与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世界上知名的物理学家。数据计算是无可指摘的，德国与英国一些有名的实验室里几十年来积累的试验资料为理论提供了证据。战前不久在剑桥进行过一次试验，可以证实理论所预言的粒子在特殊环境中的反应。那次试验的结果是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可是维克托依然觉得那次，那次试验是不够实际的，就像证实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进入太阳磁场会出现偏斜的试验。触动这一理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就好比一名士兵要撕掉元帅的金肩章。

可是小矮子依然在做鬼脸，在做轻蔑的动作，而且没办法叫他老实下来。在柳德米拉去萨拉托夫之前不久，维克托想到，扩大理论探索范围是可能的，当然，这就需要做出两种任意的假设，需要大大加强数学计算。

新的方程式涉及索科洛夫所擅长的一个数学分支。维克托觉得自己在这一数学领域没有足够的把握，便求助于索科洛夫。索科洛夫很快地为扩展理论算出新的方程式。

问题似乎解决了，试验数据不再与理论相矛盾了。维克托为此感到高兴，向索科洛夫祝贺，索科洛夫也向维克托祝贺，可是担心和不满意依然存在。

不久，维克托又苦闷起来。他对索科洛夫说：

“我发现，每天晚上柳德米拉一拿起毛线织补袜子，我的情绪就坏了。这使我想起我和你，我和你在织补理论，粗糙的活儿，毛线的颜色也不一样，是瞎折腾。”

他喜欢摆出自己的疑虑，幸而他不会欺骗自己，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自我安慰只能导致失败。

扩展理论没有任何好处。理论一旦经过织补，就失去内部的协调，任意的假设会使理论丧失其自主的力量和独立的存在，其方程式会十分复杂，运用起来很不容易，理论就会带有学究式的、空洞的、贫血的意味，仿佛失去了活的肌体。

才能出众的马尔科夫安排了一系列新的试验，得出的结果又与算出的方程式产生了矛盾。为了解释这一新的矛盾，只好提出另一种任意的假设，又要用火柴和碎木片支持理论。

“瞎折腾。”维克托自己对自己说。他明白了，他的做法很不对头。

他收到克雷莫夫工程师一封信。克雷莫夫告诉他，他所订制的仪器的浇铸和磨光工作要推迟一段时间，工厂正忙着生产军用品，看样子，所需要的仪器要比原定时间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能生产出来。

不过，维克托收到这封信并没有感到难过。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切地等待着新仪器了，不相信新仪器会改变试验结果。有时他非常烦恼，这时很希望快点儿收到新仪器，以便最后证实，大量的扩展的试验资料，是彻头彻尾与理论相矛盾的。

研究方面的不顺利与他的个人伤心事交织起来，一切都变得灰暗，绝望。

这种灰沉情绪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他变得很容易生气，对家务琐事似乎有了兴趣，常常过问柴米油盐的事，看到柳德米拉花那么多钱，总觉得惊讶不解。

他关心起柳德米拉和房东家的争执。房东要求增加房租，因为使用了他们家的柴棚。

“你跟房东太太谈得怎么样啦？”他问道。等他听过柳德米拉的叙述，又说：“唉，他妈的，这娘们儿真坏。”

现在他不考虑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不考虑科学是福还是祸。要考虑这些问题，必须自觉是主人，是强者。然而这些天来他一直感到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受雇的徒工。

他似乎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从事研究了，他所经受的痛苦使他失去了研究科学的力量。他在脑子里一一回想了一些有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作家，他们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青年时代取得的，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以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了。仅此一点，他们就足以自豪。而他却没有在年轻时做出终生可以回忆的事情，只有坐等老死。为一百年来数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途径的伽罗华在二十一岁就死了，爱因斯坦二十六岁就发表了专著《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赫兹死时不到四十岁。这些人的命运和维克托之间存在的差别，简直有如云泥！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他想暂时停止试验工作。但是索科洛夫认为，应当继续进行试验，等新仪器来了，许多问题可能解决。维克托本来想对他说说刚收到的工厂来信，现在甚至忘记了。

维克托看出来，妻子知道他的研究很不顺利，但是她不跟他谈他的研究。

她不关心他生活中的主要的东西，而把时间用于做家务，同玛利亚聊天，同房东太太争吵，为娜佳做连衣裙，同波斯托耶夫的妻子来往。维克托很生她的气，不了解她的心境。

他觉得，妻子已经恢复了习惯的生活，而她所以做习惯的事情，正因为已经习惯了，不需要什么精力，她的精力已经没有了。

她一面做面条汤，一面谈娜佳的鞋子，因为她做了多年的家务事，所以现在像机器一样做着已经习惯了的事情。他却没有看出来，她虽然像以往一样生活，在生活中却没有感觉了。好比一个行路人，想着自己的心思，在走惯了的路上走着，绕过坑洼，跨过水沟，却没有觉察到有坑洼和水沟。

要想跟丈夫谈他的研究，她需要新的力量、新的精神资源。她没有力量。维克托觉得，她对一切事情的兴趣都还保留着，只是对他的研究没有兴趣了。

柳德米拉在谈到儿子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些事，似乎说明丈夫对托里亚不够好，维克托觉得很委屈。她好像是在总结托里亚与继父的关系，而结论总是对维克托不利。

柳德米拉对母亲说：

“托里亚很可怜，有一个时期脸上出了很多粉刺，他很难过，甚至要我找美容师给他弄点儿药膏治一治。可是维克托还一个劲儿地笑话他。”

这的确是事实。

维克托很喜欢逗托里亚。托里亚回到家来，向他问好，他常常把托里亚仔细打量一遍，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

“哎，伙计，你脸上好像出星星啦。”

近来维克托一到晚上不喜欢坐在家里。有时他上波斯托耶夫家里下棋，听音乐。波斯托耶夫的妻子钢琴弹得不错。有时去找喀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但多半还是去索科洛夫家。

他喜欢索科洛夫家那小小的房间，喜欢殷勤好客的玛利亚那亲切的笑容，尤其喜欢茶余酒后的聊天。每当他很晚串门子回来，一走到家门口，暂时忘却的苦闷又袭上心头。

六十四

维克托没有从研究所回家，而是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邀他一起上索科洛夫家去。

卡里莫夫是个麻子，相貌很丑。黑皮肤衬得白头发特别白，白头发又使黑皮肤显得特别黑。

卡里莫夫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只有仔细听，才能听出在发音与用词造句方面的细微差异。

维克托过去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已经很有名气，而且不只是在喀山。卡里莫夫将《神曲》、《格列佛游记》译成鞑靼语，最近又在译《伊利亚特》。

当他们还不熟识的时候，他们走出大学的阅览室，常常在吸烟室里见面。图书管理员是个衣着马虎，爱抹口红又十分健谈的老太婆，对维克托说了不少有关卡里莫夫的事情。说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在克里木有别墅，战前每年一大半时间在海边度过。战争时期他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一直没有她们的音信。老太婆还向维克托暗示，此人一生中有过长达八年的艰难经历，但是维克托却用大惑不解的目光迎接了这一消息。看样子，老太婆也把维克托的情况对卡里莫夫说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就彼此了解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次相遇时不是微笑，倒是皱起眉头。有一次他们在图书馆的前厅里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同时笑起来，说起话来，才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维克托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说的话感兴趣，但在卡里莫夫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很有兴趣说话。维克托有过很不愉快的经验，常常碰到一些交谈者，似乎又聪明又机智，实际上呆板得不得了。

有些人，维克托在他们面前连说话都很吃力，声音也变僵硬了，说的话既无意义，又无趣味，有点儿像聋哑盲人了。有些人，在他们面前任何真诚的话都带有做作的腔调。也有些人是多年的相识，但在他们面前维克托感到自己特别孤独。

为什么会这样？途中邂逅的旅伴，邻铺而眠的宿友，或者一次偶然争论的参与者—只要有人在场，他就愿意敞开心扉，不再感到孤独。

他们在一起走着，说着话儿，维克托心想，现在，特别每天晚上在索科洛夫家聊天的时候，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不回想自己的研究了。以前这种情形从来不曾有过，以前他时时想着自己的研究，不论在电车上，在吃饭的时候，听音乐或者早晨洗脸的时候。

也许，他钻进的这个死胡同太气闷了，所以他下意识地要摆脱有关研究的一些想法……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效率如何？”维克托问道。

卡里莫夫说：

“脑袋一点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在想着老婆和女儿，有时觉得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会看到她们的，有时会出现一种预感，觉得她们都完了。”

“我了解您。”维克托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奇怪，他和这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星期，就想对他说说自己对妻子和女儿都不能说的话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在索科洛夫家小小房间的饭桌上聚会，这些人在莫斯科未必都见过。

索科洛夫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说话文绉绉的，谈起什么都是长篇大论。很难相信，他出身伏尔加水手之家，会有这样优雅斯文的谈吐。他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显得狡猾又严酷。

索科洛夫还有一些地方很不像伏尔加的水手，比如，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为怕传染，一个劲儿地洗手，吃面包还要把手指头接触到的那一部分面包皮剥掉。

维克托在宣读他的论文的时候，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能这样细致、大胆地思考，这样简洁地表述和证明极其复杂和细微的原理，平常说话竟那样冗长，那样啰唆。维克托和许多在斯文的知识分子环境中长大的人一样，言谈之间倒是喜欢说一些粗话，如“他妈的”、“胡扯”，在和老院士谈话时常常把爱争吵的学者夫人叫做“冤鬼”或者“女魔”。

索科洛夫在战前最不喜欢谈政治。维克托一谈到政治，索科洛夫就沉默下来，不再说话，或者故意换个话题。

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奇怪的顺从态度，对于集体化时期和一九三七年的许多残酷的事没有任何抱怨。他似乎认为国家的灾祸是自然的灾祸，是上天降下的灾祸。维克托觉得，索科洛夫似乎信仰上帝，而且这种信仰表现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在他对当今世界的强者的顺从中，表现在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中……

六十五

马季亚罗夫说话平静而从容，他不为那些后来被当做人民敌人和祖国叛徒枪毙了的师长和军长们辩护，不为托洛茨基辩护，但是从他赞扬克里沃卢奇科和杜波夫的口气，从他提到一九三七年被杀害的一些指挥官和政委的名字时不经意流露出的那种尊敬，可以感觉出来，他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元帅、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特宾科、布勃诺夫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温什里希特是人民的敌人，祖国的叛徒。

马季亚罗夫谈论这些大事，口气之平静与从容令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强大的国家机器篡改了历史，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发动骑兵，重新任命历史事件的英雄，把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永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番，可以重刻大理石，重铸铜像，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的人的位置。

这真是全新的历史。就连当年幸存下来的人，都要按新的方式考虑过去的生活，把自己从勇士变为懦夫，从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听到马季亚罗夫的话，会觉得更为强大的逻辑，真理的逻辑，有朝一日必然会显露它的本来面目。在战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谈话。有一次他说：

“唉，所有这些人如果活到今天，都会奋不顾身地同法西斯作战，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真不该把他们杀掉……”

化学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阿尔捷列夫是喀山本地人，是索科洛夫家的房东。阿尔捷列夫的妻子到傍晚时候才下班回家。两个儿子都在前方。阿尔捷列夫在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他穿着很不讲究，没有皮大衣和皮帽，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胶布披风，头上戴一顶油糊糊、皱巴巴的圆帽，去上班的时候把圆帽紧紧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来，总是呵着冻得发僵发红的手指头，羞怯地对坐在桌边的人笑着，维克托觉得，好像他不是房东，不是大工厂的大车间的主任，而是一个穷邻居，是寄人篱下的。

就如这天晚上，胡子拉碴、两腮瘪下去的阿尔捷列夫就站在门口，听马季亚罗夫在说话，看样子他是怕踩得地板吱咯响。

玛利亚在前往厨房的时候，走到他跟前，小声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两句话。他吓得直摇头，看样子，是玛利亚请他吃饭。

马季亚罗夫说：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养病的，他对我说，在前线党委会有人对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个中尉一顿耳光。在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样的事。”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狠狠打了一顿嘛。”维克托说。

“这是下属打领导部门的人呀，”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不同的。”

“在我们厂里，”阿尔捷列夫说，“厂长对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称‘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尔约夫同志’，他就生气，必须喊他‘厂长’。前几天在车间里有一位老技术员得罪了他，他又骂娘又嚷嚷，说：‘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要不然我叫你滚，你就得滚你妈的。’那位老人家已经七十二岁了。”

“工会不说话吗？”索科洛夫问道。

“还说什么工会，”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号召做牺牲：战前准备迎接战争，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方，等战后工会又要号召消除战争后果。哪儿会关心老头子的事？”

玛利亚小声问索科洛夫：

“是不是该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说，“给我们弄茶来。”

“她动作多么轻悄呀。”维克托在心里说，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玛利亚那瘦削的肩膀，看着她溜进半开着的厨房的门。

“唉，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忽然说，“你们可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吗？但愿你们在战后和平的早晨，打开报纸，看不到欢呼的社论，看不到劳动者给伟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炼钢工人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加班加点的报导和美国劳动者在悲惨、失业和穷困中迎接新年的报导，你们猜，在报纸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能想象这样的报纸吗？能提供信息的报纸！你们可以看到：库尔斯克州歉收，对布特尔监狱的制度进行了检查，对于开凿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正在进行争论，可以看到普通工人发表意见，反对发行新的公债。

“总而言之，你们可以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知道丰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劳动，也知道撬锁盗窃；知道矿井产量，也知道矿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分歧；还会看到因为厂长侮辱七十岁的老技术员而引起罢工的报导；可以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讲演，而不是他们‘似乎声称’的那一些；可以读到英国下议院辩论的报导；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被撞伤的人被送进外科医院。

“可以知道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是仅仅知道用飞机从塔什干往莫斯科运来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多少粮食，可以看报纸，不必问家里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从乡下来莫斯科买粮食。是的，是的，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苏联人。

“每个人都可以进书店，买书，依然做自己的苏联人，但是可以阅读美国、英国、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们哪些地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恰好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的时候，玛利亚端着茶具走了进来。索科洛夫忽然用拳头在桌上一擂，说：

“算啦！我恳切地、坚决地要求不要再谈这一类的事啦。”

玛利亚半张着嘴，看着丈夫。茶具在她手里叮当响起来，看样子，她的手发抖了。

“瞧，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取消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只存在了一小会儿。好在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没有听到这些造反的话。”维克托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索科洛夫愤慨地说，“资产阶级民主过时啦。”

“不错，显示倒是显示了，”维克托说，“不过，芬兰的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九四〇年与我们的集中制相遇，我们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不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再说，老技术员的事究竟该怎样解释呢？”

维克托回头看了看，看到正在听他说话的玛利亚凝视的眼睛。

“问题不在芬兰，而在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哎，算啦，彼得。”马季亚罗夫说。

“可以这样说，”维克托说，“在战争期间，苏维埃国家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弱点。”

“什么样的弱点？”索科洛夫问。

“比如说，有许多人，本来现在可以参加战斗的，却被关起来了，”马季亚罗夫说，“你们瞧，伏尔加河上打得多激烈呀。”

“不过，这和制度有什么关系？”索科洛夫问道。

“怎么没有关系？”维克托说。“彼得，依您看，难道士官的遗孀一九三七年是自己枪毙自己的吗？”

他又看到玛利亚那凝神注视的眼睛。他心想，他在这场争论中表现实在奇怪：马季亚罗夫一批评国家，他就和他争论；可是索科洛夫一反驳马季亚罗夫，他又批评起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时喜欢嘲笑不高明的文章或文理不通的讲话，但是一谈到总的路线，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马季亚罗夫则相反，从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你们认为，我们撤退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不完善，”索科洛夫说，“其实是德囯人给予我们国家的打击太强烈，我们国家能经住这样的打击，恰恰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而不是软弱。你们看到巨人投下的影子，会说：瞧，好大的影子。但是你们忘记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们的集中制是巨大的原动力的社会发动机，能够产生种种奇迹。已经产生了不少奇迹。今后还会产生许多奇迹。”

“如果国家不需要你，就会把你折腾够，把你和你的思想、计划和文章弄得一钱不值，”卡里莫夫说，“如果你的思想与国家利益相符，就会让你坐上飞毯，青云直上！”

“就是，就是，”阿尔捷列夫说，“我曾经被派到一处特别重要的国防工程去工作了一个月。斯大林亲自过问各车间的生产，不时给主管人打电话。设备是一流的。原料、零件、备件，要什么有什么。生活条件好极了。有浴室，炼乳每天早晨送到家。一辈子我还没过过那样的日子呢。生产上的供应好得不得了！主要是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干什么事都不靠公文来往。”

“老实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就像童话里的巨人一样，都是人安排的。”卡里莫夫说。

“如果在国家的重要国防工程方面能这样完善，那原则上就很清楚：可以在所有的工业中推行这样的制度。”索科洛夫说。

“禁区！”马季亚罗夫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原则，不是一种原则。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需要的，而不是人民需要的。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海至波罗的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需要，一头是人民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就是，就是，从这种禁区再往旁边跨一步，就是胡闹，”阿尔捷列夫说，“有时附近的喀山需要我们的产品，可是我们得按计划把产品运往赤塔，然后再从赤塔运回喀山。我们需要装配工，可是我们修建托儿所的贷款没有花完，我们就要把装配工送往托儿所做保育员。集中制真害死人！有的发明者向厂长建议，可以生产一千五百件零件，而不是原计划的二百件，厂长把他撵走，因为厂长正在煞有介事地执行计划，所以别多事。如果生产停顿，所缺的材料可以花三十卢布在市场上买到，那他宁可损失两百万，不肯冒险花三十卢布去买材料。”

阿尔捷列夫很快地拿眼睛扫了扫听他说话的人，又很快地说起来，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说下去。

“工人收入很少，不过根据不同劳动，有所差别。一个售货员的实际所得就相当于一个工程师的五倍。可是领导人、厂长、委员们就知道一点：完成计划！不管你是否饿肚子，是否浮肿，计划都要完成！我们原来的厂长是什马特科夫，他常常在会议上喊叫：‘工厂比亲娘更重要，你们就是脱三层皮，也要把计划完成。谁要是不自觉，我要亲自揭他三层皮。’后来忽然听说，他要调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了。我问他：‘厂长同志，生产计划还没有完成，您怎么丢下工厂要走啦？’他毫不掩饰，坦率地回答说：‘噢，您要知道，我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学，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近些。再说，到那儿要分给我一套好房子，还有花园，我妻子身体不大好，需要新鲜空气。’所以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国家要把工厂交给这样的人，却把工人、党外的著名学者看得不值几个钱。”

“原因十分简单，”马季亚罗夫说，“交给这些人的是比工厂和学校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们的是制度的心脏，是最神圣的东西：产生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权力。”

“我说的就是这话，”阿尔捷列夫不想把谈话变成说笑话，继续说，“我很爱自己的车间，从不爱惜自己。可是我的心不够狠，不能从活人身上剥三层皮。剥自己的皮还可以，剥工人的皮就有些于心不忍。”

维克托继续保持着他自己也不明不白的态度，但觉得有必要反驳一下马季亚罗夫，虽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说的话都很对。

“您的话有很大的毛病，”他说，“难道在今天，人民的利益和兴建国防工业的国家的利益不相符，不是完全一致吗？我认为，飞机、大炮、坦克是我们的子弟兵需要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这话完全对。”索科洛夫说。